《戚本禹回忆录》连载 (91)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赵云阁、孙成霞。

被告人：戚本禹，男，现年五十二岁，山东省威海市人。原任《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现在押。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颜问处律师傅志人。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戚本禹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实如下：

一、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被告人戚本禹在钓鱼台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某些人开会，指使他们去围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就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围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年七月十六日、十八日、十九日，戚本禹在三次会议上，对先后参加会议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和在京报社、电台以及中共中央辨公应等单位的某些人，诬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卖国求荣”，等等，并煽动说：“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秘书局的某些人写信给汪东兴并周恩来总理，要求开会当面批判刘少奇，戚本禹却把信送给了江青、康生、陈伯达。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戚本禹立即部署，亲自组织指挥中南海某些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他们的夫人多次批斗并抄家，进行人身迫害。

一九六七年一月，被告人戚本禹诬陷朱德委员长是“黑司令”。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某些人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某些学生在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一九六七年七月，被告人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二、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并煽动他们“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工业部某些人连续对张霖之进行毒打、折磨。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六日，被告人戚本禹伙同关锋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诬陷“万里、陈克寒、赵凡是坏人”。

三、策动聚众“打砸抢”。一九六六年十月，被告人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社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等带人去山省曲阜县“造孔家店的反”。十一月九日谭厚兰带二百余人到曲阜，串联当地的一些人，砸毁孔庙、孔府、孔林的大量文物，使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毁坏。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七十四件进行了调查。大量的书证和证人证言充分说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认了大部分犯罪事实，但不承认犯反革命罪。

本庭认为，被告人戚本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煤炭工业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人，策动聚众“打砸抢”，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戚本禹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五十条及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之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庭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唐根法

人民审判员 高德安

人民审判员 马卫鹬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 李晶

 

第五部分 继续革命

 

第一章 上海图书馆管理员

 

1986年1月，我在秦城监狱坐了整整一十八年的牢后，刑满出狱了。监狱方面对我说，按照中央的规定，我不能居住在大城市里。他们准备安排我回老家山东威海去。我不同意，因为我早已离开了老家，现在老家已经没有亲人了。而我的妻子在上海居住和工作，我要去上海。自我在1983年被特别法庭以反革命罪，判了十八年的徒刑之后，我的妻子因此也成了反革命的家属而不能在中南海继续工作了，她被安排到了上海果品公司当会计。由于我的理由充分，所以我就安排到了上海。关锋尽管没有被判刑，但他出狱的时候，也想把他安排到他的老家山东德州去。关锋表示拒绝，因为他的夫人一直是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后来关锋就一直在北京居住，直到2005年去世。

由于我出狱的时候还没有到退休年龄，所以就把我安排到上海图书馆工作，担任图书管理员。我在上海图书馆一共工作了五年多。

在前面的四年里，我被安排在上海图书馆的古籍部，主要的工作是整理唐绍仪的历史档案。

唐绍仪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曾经提到过他。说他能上能下，他不当总理后，又去了广中山县当县长，还把中山县搞成了一个模范县。毛主席说，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还不如唐绍仪，只能上不能下？！

唐绍仪最后是在与日本人谈判的时候，被戴笠派出的军统特务杀死的，他一直被说成是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但其实这是个冤案，我在档案中查到，他去和日本人的接触，是蒋介石叫他去的。在档案里，有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为据。后来，台湾的国民党也给他平了反。

到第五年，我主要是从事对现代的报刊摘要进行分类的工作。由于工作不是很紧张，环境也比较宽松了。我和上海图书馆一位叫高宏兴的同事合作撰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历史上大人物的变态心理》。按照规定，我不能用自己“戚本禹”的真名出版书。出狱在上海落户时，不知依据什么法律规定，我竟被剥夺了叫“戚本禹”的姓名权利，我只得用我在上海地下党时用过的化名“戚文”办了身份证。这样这本书就只好署名“戚文”，才被允许出版了。第一版发行后很快就卖完了，可是第二版就不让出版了。

1991年，我年满60岁，就从上海图书馆退休了。我被告知，由于我被判处十八年徒刑外，还被判了剥夺政治权利四年的附加刑，因此我的全部工龄只有一年零三个月。而我在入狱之前的工作时间，和出狱后的四年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工作时间，都“依法”不得被计算为我的工龄，我只能按照这个标准享受一年半工龄的退休后的生活待遇。

 

第二章 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

 

1．我和关锋的共识： 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

 

1981年，关锋被判处免予刑事处分，即从秦城监狱出来，和他的夫人周英团聚，定居北京。关锋出狱后，我还在秦城服刑时他和周英就到处打听我的消息，想和我取得联系。我出狱后，很快就联系上了关锋，不久我就去了北京，在他家与他见了面。已是近20年的分隔，能再次相见，我们都百感交集。

我和关锋商量，我们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做点什么？

毛主席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我和关锋很快取得共识，我们要在文化战线继续革命。我们本来都是搞文化的，关锋专长研究哲学，我专长研究历史。现在否定文革的人，都攻击我们中央文革小组是毁灭、破坏一切文化的，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在我们两个应该携手合作，按毛主席的教导，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批判继承我们祖先的一切珍贵的遗产。我们要用我们研究的成果，用事实来证明，我们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批判者、破坏者；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的保护者和发扬者。

 

2．编撰《中华易学大词典》

 

经过商量，我和关锋一致的意见，从《易经》开始我们的研究工作。

关锋很早就研究《易经》了。我在监狱里也用“心读”的方法对《易经》作了反反复复的思考和研究。

由于《易经》的内容博大精深，里面包含着非常丰富而且深刻的思想。千百年来，有许多学者对它作了深入的发掘和研究，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但在另一方面，它却更多是被许多人用来算命。因此，我们商量编纂一部“易学大词典”，以汇集历史上的研究成果，为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

这件事情的工作量很大，不是几个人可以完成的。我们就商议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并且邀集了蔡尚思、胡道静、苏渊雷等著名学者一起来参加。

蔡尚思当时是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一开始我去找他的时候，他还有些思想顾虑，可能是因为我和关锋都是“刑余之人”的缘故。但蔡先生的女婿却对我们很信任和支持，他对蔡先生说，戚本禹、关锋被判刑、坐牢，那都是因为政治斗争的缘故，他们又不是什么杀人、放火的罪犯。这样，蔡先生才同意出任这个编辑委员会的主任。

胡道静先生是国内最大的研究“道家”的权威，而《易经》则是道家的基础理论。

苏渊雷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很出名的学者了。苏先生好酒，他不管跟谁交往，都先要喝酒。我不会喝酒，但还是跟他喝了三杯。

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2008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华易学大辞典》。关锋生前还为这部词典写了献辞，只是他和我一样不能用他真名关锋，只能用化名——古棣。

在“中国文化热”的大潮中，在编写《中华易学大辞典》时，我们看到，也有一些落后的东西，由糟粕变成了时髦，而曲解《易经》占卜算命的江湖迷信，竟也成了所谓传播传统文化的热点之一。我们有责任宣讲我们对《易经》的解读。90年代初，中国书店的彭卫国编辑与我们一道策划，先行出版了《周易十日谈》一书，就是为了编著一本既让人们充分了解《周易》一书的思想精华，又能让人们摈弃其占卜迷信内容的小册子，以期为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作出一点贡献。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写了序言。

《周易十日谈》出版已近二十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鼓励。一版、再版、三版、四版，发行量数以万计。台湾、香港也以《周易十讲》书名出版发行，并收入其“现代人文库”、“人文史丛书”。国家有关部门还授予此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2003年由世纪出版集团出版增补本时，我们将书名统一采用为《周易十讲》。

 

3．编著《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

 

孔子与《论语》无疑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与著作。我们要承继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不可不认真研究孔夫子与《论语》。而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孔子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界形成有深远影响的两大学派：一派以冯友兰为代表，被称为“抽象继承派”；而另一派是以关锋为代表的，被称为“批判继承派”。对于孔子的评说，是这两派争论的焦点之一。冯友兰认为，孔子是革新派，是顺乎时代潮流的。关锋等认为，对教育家的孔子与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孔子应加以区别：孔子前半生对教育事业等作了重要贡献，应予以肯定和继承；从政以来的孔子是没落奴隶主的代表，是逆乎时代潮流的，应予以否定和批判。1962年在曲阜召开的孔子学术讨论会上，两派的争论还是平和的。

这种学术争鸣，我们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必要的，是促进文化繁荣进步的。不幸在文革运动中，这种正常的学术之争演变成了政治冲突。往当时那种背景下，我们支持了谭厚兰带头在曲阜进行的讨孔造反，亦批斗了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专家，这完全是错误的。我们有我们应承担的责任，也借此向他们表示我们的歉意。

而在文革运动的后期“批林批孔”时，冯友兰著文放弃了原来的观点。而关锋和我当时都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被剥夺了任何发言权。而文革运动后，社会上现代新儒学鼓吹和掀起了一股尊孔的新热潮。对孔子，对《论语》，我们现在仍持什么态度呢？我们认为应该有我们的声音，我们要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应该回到学术争鸣。为此我们合作编著了《论语译说与孔子批判》，在国内我们只能以古棣、周英、戚文署名出版。2012年9月，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以我们的真名：关锋、周英、戚本禹出版发行了这本书。

我们认为，要科学研究孔子与《论语》，首先要正确把握理解《论语》的本义。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对《论语》的注释的书籍应有两千多本。而目前国内最有影响的是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注》，发行高达60余万册，被誉为最佳注释，并被选用为学校教材。我们经过认真的考证研究，认为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中有译注不妥和谬误之处多达317处，而为其纠正，提出了我们认为正确的注释。正确解读《论语》，一定要首先区别《论语》的本义与后人加予的有违本义的注释。在古籍校勘训诂上的学术争鸣，现在已经少有了。而《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重要的一部著作，对其本义的学术争鸣应是有其意义的。

在《论语》译说力图准确把握《论语》本义的基础上，我们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为指南，对孔子生平和思想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我们在本书中，再次坚持和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坚持对孔子批判继承的主张，不赞成目前有些人要再把孔子捧成神的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