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山下乡：无法磨灭的经历及回忆

为了确认知青赤脚医生所扮演的角色，首先要探讨他们所属的群体，以及社会大众对普通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的不同态度，了解他们下乡前后的状况，在农村的遭遇，以及他们跟当地人的关系，和赤脚医生推荐选拔的过程。这些，对于知青赤脚医生的不同经历和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有些赤脚医生不是知青，但绝大多数是属于知青这个群体的，我们在这里主要是针对知青赤脚医生进行探讨和分析7。 知青赤脚医生开辟了乡村医疗的一个新的领域，他们首先是到各地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然后通过各种推荐选拔后成为赤脚医生，他们拥有双重角色：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改造思想的同时又进行着农村医疗改革的革命8。有别于普通知青，他们的角色可以更好地体现文革的意识形态。 无论他们在农村的经历如何，他们依旧被称为被文革耽误的一代。但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运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一生都不可能成为乡村医疗工作者，把他们与普通知青群体区分开出来是十分有必要的。他们所担当的医疗普及者和现代文明传播者的角色是意义非凡的。他们不同的人生经历来源于一些文章、知青的回忆录、以及我的访谈记录。这些具体的个人经历增加了对文革知青赤脚医生形象的立体描绘，特别是在访谈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他们对那段光阴的正面认识，是有别于其他知青的青春回忆。

   其实，中国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现象在文革前就有了。从50年代开始，大量党政宣传和毛泽东的倡议，让热血青年和骨干到农村去，向农民学习吃苦耐劳的精神，鼓励初、高中毕业生去农村体现他们的革命热情，自愿上山下乡。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由激烈的红卫兵主宰的运动只持续了两年多，但终于闹得革命领袖也头疼起来。到1968年暑期，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数百万初、高中毕业生呆在城里无事可做，成为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开始硬性展开知识青年从城市到农村的上山下乡运动，将1966、1967和1968年初、高中毕业生一网打尽，这些被称之为老三届的中学毕业生，后来成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代人9。在他们下乡之前，他们大多为响应毛泽东思想而造反的红卫兵，不但罢课还占领了他们的学校和社区10，而且还走向上街头和进行全国大串联。毛政府开始担忧他们的革命活动倾向和暴力行为会影响中国社会的稳定，加上当时城市里非常严重的失业率，就开始计划把他们分送到落后边远的地方，以保证政权的稳固。这种有组织的、历史罕见的大规模移民形态，是在贯彻毛泽东发表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讲话，堂而皇之进行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11。这个“上山下乡”运动，造成近2000万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或边疆地区插队落户，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同时，知青被告知他们需要被农民思想改造，同时也有责任对农村进行革命，把科技和文化带去12。虽然历史学者并不看好这个大规模的运动：把城市无法解决的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转向农村13，但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也许沉浸在文革混乱中的政府，没有更好的选择。虽然在老三届上山下乡之后，政府的政策有所改变，一个家庭只需一个孩子下乡，一些有势力的家庭还可以让孩子去参军或是去工厂，但大多数家庭是没有选择的，上山下乡似乎成为他们孩子从中学毕业的唯一之路。有着普通的家庭背景或是想向党体现他们个人价值的年轻人也有一些是自愿去下乡的，尽管他们已有哥哥姐姐下乡了。虽说他们被告知下乡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没有人知道是多久。很多青年人都担心他们无法再回来了，因为他们的户口必须迁到农村。 一旦户口迁出，要想再迁回城市，手续是非常艰难且繁琐的14。所以，同一个学校的同学下乡的时间不同，随着毕业时间的不同，从几个月到十几年不等。 他们下乡后被分到生产大队，大队相当于一个村子。知青也有去边疆生产建设兵团或农场的，他们的境遇只比去农村的好一点点。

   在这里，我主要是研讨那些去农村与老乡有互动的知青。知青和当地农民的生活来源是靠挣工分，一种对他们工作能力的衡量标准。他们只有极少数的人靠推荐上大学或是参军才能离开，其他人和当地农民的生存状态几乎没有区别。在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青也讲究有关系，好的家庭政治背景和出众表现的才可能对他们的境况有所改变。文革后期返城有几大潮流，其中之一就是1978年恢复的高考。那些结婚并在乡下有家的知青返城就更难了，他们是所有知青中最后返城的人，有的甚至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二、三十年才有机会返城的。这些人在文革中长大，并在农村度过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被迫远离家园、家人以及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整整一代人，被历史学家称之为：“被遗弃的一代人”15.

   虽然西方国家有一些对中国知青和赤脚医生的论述文章，但有关他们的第一手资料还很欠缺，采用口述历史记录的方法，就是为了真实地还原那段历史，并得到若干年后当事人对那个年代的感受，用中国现在时髦的语言描述，就是“对青葱岁月的梳理”。在北京、上海、山东的知青们为我的访谈还专门组织了座谈会，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知青赤脚医生们聚在了一起，共同回忆他们逝去的时光，作为一个倾听者，他们的叙述不但令我不胜嘻嘘，也令我感动并沉思。

   在目前的中国，知青社团也许是最活跃的团体之一，每个社团的知青都对他们共同的经历充满依赖和热情，大多数知青有着较为轻松的态度看待“知青”这一历史形态。在当今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依旧是个敏感的话题，随着时光的逝去，曾经年轻的他们大都进入老年，有的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甚至是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是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二位领导人，他们就是知青出身，习近平当年还做过赤脚医生。有了这样级别的知青当政，中国的知青联谊组织似乎有星火燎原之势。他们以大城市为据点，较为自如地聚集在一起，并创办知青自己的网页、杂志和报纸。对过去时光的怀念是他们聚集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但也不乏有种被遗忘和被忽视的遗憾。

当我第一次见到北京知青社团负责人时，他很吃惊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会对他们的历史感兴趣16。在我与其他二十几位北京知青的聚会中，他声情并茂地讲到，他们应积极地记录他们的经历，否则没人会记得他们。他热情洋溢的讲话让大家频频点头并赞同。一般而言，文革的负面意识使他们有着苦难的经历，但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颓废及愤怒，反到是他们对自己以往的经历有一种骄傲感。特别是在北京，可拍的空气污染，喧闹的交通和参差不齐的高楼大厦交织着，在繁华和急功近利的嘈杂社会里，作为中国近代史中已经被人们快要遗忘的这群人，依然我行我素的活在历史的感觉中，你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奇迹。

   我所接触的知青，对于他们当年在农村的艰苦生活都没有表示出强烈的怨恨，但对当今社会对他们的态度却感到十分的焦虑。 今天五、六十岁的人，知青就是他们的标签，年轻的他们当年被迫到落后的农村或偏远的农场耗费了青春活力，众多的知青无法融入今天的中国社会。他们许多曾是红卫兵，他们曾是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先锋。相反的，今天的年轻人则只看重物欲而对政治漠不关心，这对这些老知青来说，是无法忍受的堕落。

   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与那些热情接待我的知青，感情与日俱增。这种热情几乎来自每一个我所访谈的知青社团和个人，北京，上海，平度，青岛，连云港都有着类似的场景。虽说中国国内已有一些研究知青的学者和文献，可他们依旧觉得他们被忽视。他们曾是时代的先锋，在文革中扮演了创时代的角色。他们也曾揭发他们的长辈，造反抄家，挥斥方遒，甚至还进行过不花分文地全国大串连运动17。但是，他们现在感觉到被社会遗忘。大多数人已经退休，不但要照顾孙辈，还要应付日日高涨的房价物价，而政府却对他们当年的牺牲及苦难没有丝毫的补偿。这些自愿参加社团的人只是知青的一部分，他们甚至属于混得比较好的一群人。更多的知青都不愿提及他们下乡的生活，还有那些从未离开农村的知青，他们的艰苦经历是不容置疑的，但他们究竟对中国社会有多大的贡献，目前在学界则有很大的争议。

   在开始上山下乡的时候，那些成为赤脚医生的知青并没有什么不同。每个下乡的知青都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敲锣打鼓声中离家的。他们并不是个个都热衷上山下乡，但他们无法改变这个热潮。他们是在一片喧闹中，在口号标语中离家。Michel Bonnin 在他的文中写到这些，他采访那些知青都还清楚地记得这些情景18，可见当时的激进和隆重。但Bonnin断言，知青都是被迫或是被遣送下乡的。相较于真实的情况，做过知青的学者Zuoya Cao则在她的论文中提到：其实知青有自愿和非自愿两种。有高调自愿的，有不得不同意的，还有就是坚决逃避的，可到最后还逃不掉下乡的命运。他们表面上是响应毛的号召，但内心是无法不对穷乡僻壤的艰苦体力劳动而畏惧。

   在当年，上山下乡运动是追随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行动，那些移民到国外的知青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或多或少对上山下乡运动均持反对态度。而那些依旧生活在中国的知青，反而并没有太多的抱怨，只不过认为那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他们多多少少还有对他们这个经历的一种感恩。知青赤脚医生多半是属于那种自愿，或半自愿下乡的一群。在我的采访中，他们也十分清楚地记得他们当时是在沸腾的喧嚣声中，在昂贵的大红纸上写下他们的申请，签上他们的名字，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决心19。其中一个采访对象对他们表决心的方式谈到：“现在看起来很荒诞，可我们当时就特别信”。采访中有很多具体的描述他们当时是如何积极向上地做革命青年，他们都沿用了：“那时候就那样！”的解释。

   也许读者会认为这是因为他们面对一个外国采访者的态度，没有对上山下乡运动有太多负面的谴责。而我自己的感觉至少他们是真诚的，而且人到暮年，也没有什么可掩饰的。我更倾向于当年的他们确实单纯并积极，相信毛泽东说的一切。其中有一位谈到，她当时拼命要求到边疆去，只是要象他哥哥一样去下乡，不想被落下。还有一个上海知青就凭着一首“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歌曲激励她去了延边插队落户。在被采访的知青赤脚医生中，没有一个对上山下乡是持坚决反对意见的，而普通的知青则会有较多的负面批评。对我而言，这正是知青赤脚医生与普通知青有所不同的地方。曾是赤脚医生的习近平在一篇回忆知青生活的文章中，对于那段生活的记述，几乎都是正面的。这些做为文革中的知青赤脚医生，他们大多很珍惜他们的经历，认为那不是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的事情，除了修理地球之外，他们还参与了改善农村医疗条件的工作。

   农民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的态度是多重性的。现实中，这些具有优越感的城市青年毫无农业生产知识，连最基本的农活都要手把手地教。这对农村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不光只是教他们干活，还要帮他们干活20，因为知青根本无法完成他们分内的活儿。这不仅影响了农活，还增加了生活资源的匮乏，例如食物，水，柴禾。杯水车薪的政府补贴到了生产队根本不够，要不就是被村里扣押了21。但另一方面，知识青年的到来给封闭的乡村带来了文明和文化，包括刷牙、洗澡这样的生活方式，使农民在意识中潜藏着一种爱恨交加的情绪。表现在态度上就是好奇、关怀和严厉、苛刻共存的矛盾。

   每一位知青的经历都十分感人。整体而言，知青的经历大致类同，但各个地方又有区别，他们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以及复杂性是在超乎寻常的。大城市的知青大都是去贫穷边疆地区，理论上看来，知青是一种额外的劳动力，可以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但正如前面所述，对地方而言，这些知青带来的往往是负担。他们太年轻，身单力薄，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知青给地方上造成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时这些已经习惯了城市文化生活的青年，无法适应落后地区的生活方式，也是矛盾加剧的缘由之一，诸如卫生纸，自来水，电及交通。在许多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上，知青不得不改变自己，来适应当地的生活，包括天天刷牙，洗漱。有些地方则是残酷的气候，严寒或是酷暑，例如，在内蒙古，冬天气温低到华氏零下50度，夏天又在华氏105度22。 而有些地方则是要面对残酷的生物，如吃人的蚊子，蛇，狼。 许多知青生病时，更是无法适应。总之，不是因为艰苦的体力劳动，就是因为险恶的自然环境，使他们在剧烈的环境变化中，从心灵到身体都受到了难以忘怀的伤害。

   认识大多数知青的艰苦生活，是为了更好地阐述知青赤脚医生的经历。在与一般知青一样的基础上，赤脚医生还有额外的责任。 原则上，赤脚医生是在干农活的基础上，来提供一些医疗护理，也就是半农半医 23。这就意味着在他们干了一天活之后，在半夜还要出急诊，第二天还要照常下地干活。自然环境对赤脚医生尤为艰苦，一位刘姓赤脚医生讲到，她常常要独自一人走夜路翻山越岭去看病24。她浑身紧张害怕，因为要随时面对狼和蛇的攻击，就在50年后的今天，她依然难以想象，当时一个16岁的小女生是怎么熬过来的。在北京的知青座谈会上，很多知青赤脚医生都很感叹他们当时的行医经历，同时他们也为自己曾经是赤脚医生一员的历史而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是其他知青所没有的。现在听起来有些滑稽的是，他们说当时给病人治病后，往往会告诉病人，要他们感谢毛主席，而不是他们。

   相对而言，知青赤脚医生对地方的影响不同于其他普通知青，赤脚医生看病送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行走于村户和村落之间，从而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老乡。虽然他们都有着艰苦的经历，但他们对自己可以送医送药帮助老百姓而感到高兴，从中，进一步可以看出他们为什么对那段岁月留有较多的正面性回忆。

   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对于农民来说，都有着大都市感，有文化，有政治思想意识，这些都是被老乡认同的。Zhai Zhenhua在她的回忆录<Red  Flower of China> 讲到了他们与老乡的复杂关系，例如，一个被丈夫经常殴打的农妇问她，可不可以跟她丈夫说说能不能不打她25。她丈夫完全可以不与理会，但他觉得她是知青，他必须听她讲男女平等的道理。他甚至答应Zhai不再打老婆，可没几个月，他失言又打他老婆了。Zhai不再跟他讲话，认为自己无法跟这种愚钝的农民沟通。这个实例可以看出知青与老乡既合作又紧张的关系。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本意是有让他们相互学习互相渗透的意图：农民向知青学习科学技术和正确的政治思想，知青是来向农民学习种植技术和生活经验26。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这种相互学习的事并不顺利，大部分农民拒绝认识城市文化和习惯，大部分知青拒绝学习农村生活经验，加之双方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许多知青想的是如何尽快返城，而农民则认为知青只是临时的来者27。

   很多地方上山下乡运动的后果是，知青激进的政治态度和他们的认真努力，到最后都是给农村带来了负担。因为大部分农活当地农民就可以干好。这些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只在赤脚医生和学校老师的位置上起到了农民无法替代的作用。但知青赤脚医生与当地老乡的关系比较微妙，普通知青只有跟老乡的一般接触，而赤脚医生则有着更深一步的关系28。他们同样面对老乡对城市青年的偏见，但他们不光是被照顾和帮助的对象，同时他们提供了在当地极为紧缺医疗服务。虽然一开始，村民对赤脚医生的能力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年轻又缺乏经验，再加上地方迷信和对西医的无知，以及面对外来的陌生人。在我访谈中可以普遍地看出，知青赤脚医生是在非正式的情况下融入老乡生活的。有些是因为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医治病人，有的是因为他们救好过危难病人，从而被当做是可以信任的人，甚至还有要把女儿嫁给赤脚医生的29。

   其实农民嫁女是为了让知青赤脚医生入赘，知青在乡下无依无靠，自然而然要与女方家人一起，这样也就有了自家的医生。我所访谈的赤脚医生和一些历史研究都强调了赤脚医生事实上比其他知青挣得要少，而且有时候还要自己花钱买药。我认为那些娶了农村姑娘的知青赤脚医生可以更进一步地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尊重和赏识，这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在我的访谈中，女知青赤脚医生也有同样的案例，也是因为救治病人，被病人家庭接纳为干女儿。毛泽东的政策原本也是希望农民把知青当做自家的孩子来对待，但只有少数这样的例子30。自愿接受女赤脚医生成为家庭一份子的情况，说明农民对知青赤脚医生的一种认可，尤其是在没有婚姻束缚的条件下。很多人都是在治愈了病人之后，把她们认做女儿的。访谈中的上海知青张姓赤脚医生就是这样，她有了一位朝鲜族妈妈31。她去的村子朝鲜族集中的地方32，朝鲜族妈妈还给她做韩服。她在访谈时带来了一件给我看，其颜色和质地都非常漂亮，即使今天看起来也显得很昂贵33，可见这在文革中是多么奢侈的礼物。这位朝鲜族妈妈已有几个女儿，在中国这种情况再接纳一个干女儿是很少见的，她认为这是一种被认可、接纳和被融入的证明。 在谈到她这位朝鲜族妈妈的时候，她哭了，因为老人家在几个月前去世了。我很惊讶看到这一幕，通常随着时间与距离的消失，知青与老乡的关系会淡化。她是个典型的上海女人，她的衣服和化妆都显示着她所居住的这个国际大都市的傲气和习俗，但她却为一位生活在遥远北方边疆的老人去世而流泪，我和其他在坐的人都为她有这种情感而惊叹。

   另一个可以说明知青赤脚医生与老乡关系比较微妙的是赤脚医生的选拔过程。众所周知，知青是受当地农民管理的，他们有让他们干什么的决定权。赤脚医生原则上是由村里干部提名推荐的，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大都提到，当赤脚医生需要有好的表现和家庭出身，因为农民对这类知青已有好感在先，也就容易加深与老乡的关系。但有些研究反驳了这个看法。Jung Chang在她的回忆录<Wild Swans>中写到，她成为赤脚医生是因为她农活干不好是她们生产队的负担34。  还有一位被我采访的知青赤脚医生讲到，他成为赤脚医生是因为他出身不好，在他下乡的内蒙古，赤脚医生工作因为太苦太累是没人愿意做的，常常需要骑马数小时甚至数天跨过草原去给牧民看病35。虽说有些不同的例子，但总的来说，我认为赤脚医生的作用与普通知青的不同点，就在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老乡直接接触。

   上面的例子也说明，无论知青下乡的时间长短，出身的不同背景，造就了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不一样的故事，而他们所插队的地点，所交往的老乡都是他们故事的源头。从历史上看，知青觉得中国政府亏欠了他们，应该给他们一个说法。而从政府方面而言，1949年执政之后，中国共产党有太多的历史事件需要解释，整个文化大革命都还没有认真反思过，更何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呢？怎样总结赤脚医生问题，就更是一个未知的时间表。

    从知青而言，他们的青春都有过痛苦的经历，从城市到农村，从无忧无虑到挥汗田头，少小离家老大归。但他们这一代人毕竟影响过那个时代的边疆和农村，给他们带去了城市的文明和知识，特别是知青赤脚医生在救治老乡的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医疗卫生普及工作，对当时缺医少药的中国农村而言，其深远的意义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如果要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对中国农村有什么正面的影响，那么知青赤脚医生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