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人民服务：信念的坚持
在这里我要强调指出文革对赤脚医生产生的正面作用。从他们的记忆中，不仅展示了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应用，并同时沿用这些理念找到了他们的自我价值，并作出贡献。前面已经说明了赤脚医生的不同经历以及他们在农村合作医疗中的贡献，其明显特征就是他们非强迫性的自我奉献态度。
通常，上山下乡过的知识青年，在谈到那个年代时，都会讲述他们在农村的痛苦经历，但做过赤脚医生的知青却少有这种回忆，他们往往都是讲到他们是如何掌握医疗经验并服务于老百姓的。每一位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都有着不同的医疗经历，他们从用手术刀到针灸、按摩，从开胸、接生到手脚割破的大小处置都有尝试，但不管怎样的治疗经验，他们在回忆中体现出来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远远超过了其它生活方面的痛苦。不难看出，他们的这种感觉要归功于他们当年坚定的信念和为农村医疗事业做贡献的决心。在当年贫困，资源匮乏，以及艰苦的生活环境面前，知青赤脚医生能够战胜这些，并愉快的从事他们的医疗工作，尽管他们会处于由于缺乏医疗设备和经验甚至药品的困境中。没有一位我访谈的赤脚医生有除工分之外的任何额外的收入，相反，他们常常还要自掏腰包去买药。大多数知青赤脚医生后来都脱离了医疗工作，但也有一些因为赤脚医生的经历而毕生从事了医生这个职业。无论如何，我在访谈中发现，知青赤脚医生大都能够比较客观地正视文革，并对于他们失去的大好青春有些不同意义的解读。
这些知青赤脚医生所在的地域决定了他们行医的复杂性和艰苦性。北京知青赤脚医生王女士，她所插队的地方离县医院只有几里地，所以她没有手术和接生的经验55，只是用一些简单的针灸，拔罐和按摩给老乡看病，她没有那些惊险的救护经历来炫耀，但她的确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知青赤脚医生所提供给老乡最基础和最常见的医疗需求。王女士的例子说明，她虽然没有为农村医疗革命作出重大贡献，但她的平凡依旧让她有自我满足感，而远离抑郁和对生活的幻想破灭。
相反那些去了更加偏远并远离医院的地方，反而使许多知青赤脚医生积累了许多经验并从事更多的医疗服务。那些在人烟稀少地带赤脚医生甚至必须从事应该在医院里才能做的一些小手术，环境的因素在他们能力的基础上，再加上他们个人的努力学习，使得他们从事了更多的疑难杂症和更危险的治疗。
学者方先生，提到了另一个观点，文革中，赤脚医生总的来说是被赞扬和保护的一个群体56。S. M. Hillier进一步论述道，在那种恶劣环境中，赤脚医生的所做所为以及他们的冒险行为是值得赞扬的57。这与当年中国政府的宣传是相吻合的：用农村自身培养出来的赤脚医生来代替那些医学精英和江湖术士。事实上，我在访谈中确实听到许多令人震惊而不可思议的故事。因为严重的缺医少药，许多赤脚医生不得不将病人分类处理。上海知青赤脚医生麦先生，在新疆农垦建设兵团，因为没有电，曾不得不在煤油灯下做手术58，他只有在医院6个月的医疗知识培训，就必须独立做阑尾切除和胃切除手术。对于当年一个赤脚医生来说，6个月的培训已经算是很久了， 许多甚至是零经验。即使如此，他的经验在西方国家也是不可思议的。
北京知青赤脚医生翁女士，下乡到延安地区，她常常让病人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病59。她回忆到当时的情景：“那是无法想象的脏，我床上到处都是跳蚤。”我访谈的赤脚医生很确信地告诉我，他们多少都有会做一些消毒措施，但他们也说，有时候条件所逼，有一些赤脚医生根本没有任何消毒措施。对于今天而言，那简直太可怕了。比如，用同一根针头给全村孩子打防疫针，或是在黑暗中手术，在今天是会被严厉禁止并受到处罚的。
在某种情况下，赤脚医生的这种冒险是一种无奈之举，他们明知用同一医具未经消毒诊治许多病人是很容易交叉感染的，在无消毒的情况下，用同一跟针灸也会传染疾病。但当时确实有许多客观存在的原因。许多被访谈者说，消毒最基本的是要有可以煮开的水，但有时候一个恶劣的条件就是没水，有的地方严重缺水，连用水洗脸都是很奢侈的事情。正如每一位知青赤脚医生都一口同声地强调，60、70年代的中国农村的状况，担当医疗风险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医生及医疗场所都是在很遥远的地方，赤脚医生为了治病救人有时不得不采取一些冒险行为。这也许正是因为他们年轻而无所顾忌，其大无畏的精神也正是毛泽东6.26指示的具体体现60。
从另一个层面上看，赤脚医生无所畏惧的精神与当地老乡的鼓励是分不开的，因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态度积极。要这些几乎没有任何医学知识的城市年轻人去行医本来就是冒险，可当他们被要求去接生去救人的时候，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根本无法拒绝，只有去尽自己所能。现在是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总的赵先生，他在东北做了许多年的赤脚医生，是这样阐述的：“他们如此依赖你，把他们的生命交给你。我们虽然只是个赤脚医生，但在他们心目中，我们是无所不能的。”61
许多知青赤脚医生面临着的常常就是这样一种毫无保留的信任，他们不能抹黑，为了维护这个荣耀，他们必须勇敢必须诊断治疗，即使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也必须想办法做出基本正确的判断。如果病人被治愈或恢复了，就归功于赤脚医生的医术，如果没有治好病人，老乡们也会归罪于卫生条件太差或是他们的命不好。赤脚医生常常就在这样一个非公正的治疗环境中赢得了赞赏而避免了责难。
因为如此，他们会自觉地鞭策自己，不辜负农民对他们的信任，也更加努力地实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正如他们所说的，“选择这个工作，就要有道德心，这是最基本的”62，这句话对赤脚医生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不是所有的知青都可以被挑选为赤脚医生的，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或年龄，有的只是因为他们表现好。也有例外的，我访谈的一位知青赤脚医生是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不好才让他当的，因为在他那里是茫茫的大草原，绝大部分知青都因招工、进兵团或参军离开了，只有他既无关系也无力量让自己离开那里，牧民们又没有文化，而当赤脚医生在那里变成了收入少但又是最辛苦的工作之一，从一个畜牧点到另一个畜牧点要长途跋涉好几个小时到好几天。
但无论是什么原因，他们一旦成为赤脚医生，都责无旁贷地履行他们“为人民服务”的义务。有研究者在一些文献中指出，那些自愿成为赤脚医生的知青是因为其轻松的工作环境63，因为至少可以在诊所看病或是上门看病，在屋里，总比常年在户外广阔天地里干活要轻松。 但在我访谈过的几十人里，只有一、二位知青赤脚医生是这样的情况，绝大多数说做赤脚医生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辛苦，比普通知青、农民更累。
虽然工作很辛苦，他们似乎很少有怨言，不介意工作时间长或是夜间出诊，他们真心地认为他们是在为人民服务，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尽其所能地去帮助别人。知青赤脚医生的这种良好的道德水准出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这是做医护工作者本应如此的态度，二是这份工作让他们有成就感。另类的答案是：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样做的。
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个我事先没有准备的问题，就是他们是否对行医真的有兴趣。因为在听他们讲述怎样成为赤脚医生的过程中，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很多都是被选择成为赤脚医生的，并非都是他们要求或自愿的。比如赵先生说，他开始并不希望被选上去学医64，因为当时中国与苏联关系紧张，全国都在备战，他觉得好男儿理当去当兵，他选择从北京去东北边疆兵团，就是为了当兵“保卫祖国”。他称自己是热血青年，不想搞后方服务。但后来他还是成为一个出色的赤脚医生，文革结束后还成为专业的医生。他告诉我，农场赤脚医生的工作非常艰辛：“但我们从来没想过什么回报，觉得那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那时精神上都挺快乐的，可现在看起来，当时确实是很苦的。”
几乎所有的被访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一个同感：就是他们对于他们工作的自我满足感。这体现在他们比其他知青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支持他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信念，与他们得到老乡的认可和感激，从而感到自己个人价值的体现有关。
辛苦和劳累并不是赤脚医生面对的主要问题，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交叉感染也是经常要遇到的大问题，赤脚医生自己时时处在被感染流行疾病的危险之中。赤脚医生张女士在诊治几起肺结核的病人时，她自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65.
她说她当时并不知道肺结核会传染，自然也就无所顾及。再加上她当时只有16岁，坚信毛泽东思想，认为没有任何事情能打倒她。这是因为无知而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而其他更多的赤脚医生深知病毒的危险，可他们依旧要在没有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去看病治疗，因为他们别无选择，除了他们就没有其他人能看病了。
病菌的传染只是危险之一，知青赤脚医生还要常常翻山越岭，在漆黑的夜里去看病。刘女士回忆到她在看病的路上经常会遇到狼和蛇66。而在内蒙古草原上的冷先生，则要在零下几十度气温下迎着刺骨的寒风去走几天几夜，遇到狼是家常便饭。也许，正是因为年轻，加上一种信念，让他们无所畏惧。
还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治病的成功率。有的接生过几百个孩子，几乎没有任何事故，孙立哲为老乡做过XX次手术，基本没有失手的。张女士和赵先生曾在一个地方做赤脚医生，他们曾诊治了一个脑瘫并长期卧床的孩子67，大医院的医生已经放弃了治疗，但他们则坚持每天都去给她针灸按摩，最后，这个孩子竟可以下床走几步路了，而且还能认出这两位赤脚医生。王桂珍是中国最早的赤脚医生之一，毛泽东的6.26指示就是在一篇关于她的报道上批示的，她说她曾成功地用按摩为心脏病患者止痛救治68。麦先生在新疆当过多年的赤脚医生，他接生过上百个孩子，没有任何死婴案例69。虽然这些情况我无法证实，但曾在美国FDA做科学家的翁女士提供了这样一个理论：在那个时候，中国农村的疾病要比今天简单的多。
这些访谈让人们再一次回想起，当年文革期间中国的宣传机器对赤脚医生的政治宣传。这些文章中讲到赤脚医生是如何不顾个人安危，为农村的医疗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等等。西方的媒体曾大肆批评过这种宣传，认为是不符实际的喧染，但经过访谈这些赤脚医生之后，我发现那些政治宣传不能全认为是夸张的编造。如果我没有进行这次访谈，没有在这些赤脚医生曾经工作的地方走一下，是无法见证赤脚医生的功绩的。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用数据证实赤脚医生为中国农村卫生医疗条件做了多少改变，但是至少赤脚医生们大都骄傲地认为他们已经尽其所能了，是实实在在地为当地老乡做了一些好事。
通过知青赤脚医生的回忆，可以证实他们的所做所为，并不完全是由那个荒谬时代的激情所致，还有一颗抱着为人民服务的心，使他们将青春的大好年华献给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许正是心理自慰功能的一种体现，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被告知不能让青春荒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得到社会认可与赞扬。所以，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他们依然极力强调他们的存在是必需的，他们的工作是有贡献的，也许他们是以此来回避他们对青春年华遗失在乡间的遗憾。这或许是那些在毛泽东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共性，也使他们有一种后代人无法理解的对那个年代留有很深的爱恨交织的感情。
我确定不是所有的知青赤脚医生都有令人感动的经历，也有对那个令其人生暗淡的文革持有回避的态度。在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里，就有不愿意回顾过去那段经历的，认为忘掉那个时代或许是最好的选择。还有一位希望不要公开她的姓名，认为回忆往事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她甚至还担心这些回忆会给中共的下一次政治运动留下证据。但绝大多数知青赤脚医生都坦荡地给我讲述了过去的往事，觉得那时虽然非常艰苦，可最终他们都很高兴当年能够有机会服务于农民。从在一个小城市有家族企业的王女士到在美国做科学家又返回中国成立了援助农村医疗的非政府组织的翁女士，不管他们后来的生活轨道伸向何方，他们都为自己曾是一名赤脚医生而感到自豪。
在文革中，翁的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是高官，这意味这她要面对更加艰苦的处境，显然，离开北京到延安当赤脚医生，不但改变了她的生活境遇，也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后来她考上北京大学和到美国读博士，都选择了和医学有关的专业。当谈及她的感触时，她说：“我很珍惜那段经历。那是一个充满艰难困苦，而有具有挑战性的经历，我不后悔。”70她后来放弃了在美国舒适的生活回到中国，成为一个孜孜不倦普及提高农村医疗工作的志愿者。她花了大量的时间与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协调，探索运营一个专为提高农村医疗条件的非政府组织机构。
她告诉我，她在美国时，一次同事们让她在生日时许愿，她突然回想起自己20岁的时候，根本没有过生日的可能性，只渴望能吃饱。让她感慨的是，她现在的生日聚会上有生日蛋糕和足够的食品给每一个人。说到此，她眼睛湿润：对我来说，不管做赤脚医生有多么令人忘怀，文革毕竟还是令人感伤的。但感伤归感伤，可她依旧对现在她所从事的与当年赤脚医生有些类似的工作充满无限激情。令我惊讶的是，当她讲完她的故事，她突然间摘掉了她的假牙，静静地告诉我。“就是因为当年没有饭吃，营养不良，使我这个年纪牙就都掉光了。” 但使我更惊讶的是，一个文革时全家被支离破碎，下放到不同地方农村，甚至音信全无，连牙齿都掉光了的人，依旧对她赤脚医生的经历心存感激。事实上，被我访谈的赤脚医生大都有这样的情感，是那些被他们治愈的病人让他们度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并体验到他们的价值。
就价值而言，赤脚医生有时侯要比那些在只在地里干活的知青更辛苦，又没有任何额外的报酬，不但要在夜里出诊，而且第二天还要照样下地干活。青岛知青谭先生说，他常常要走5公里路送血样到最近的医院去化验，然后再要去一次取化验结果71。但他挣的工分跟别人一样，有时还要少一些，因为他们出诊不能全工下地干活。除了挣的那些可怜的几个工分外，赤脚医生没有任何其它收入。事实上，农村合作医疗在当时是很勉强运行的，许多地方连基本的配置和药品都买不起，好几位赤脚医生还记得，每次在他们回城探亲的时候，都是用自己或家里的钱给生产队买药。虽说他们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回报，但大多数知青赤脚医生都得到过农民和病人的帮助，比如老乡会帮他们干地里的活，有时也请他们到家里，用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这样会让他们感觉自己的工作也并不都是徒劳的，这些微不足道的帮助，常常会温暖他们年轻的心，支撑着他们走下去。
尽管做赤脚医生只是他们年轻时代的经历，而且大多数人后来都没有从事医疗工作，但这种经历还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的一生。淄博的王女士下乡前，报考的是中国著名的艺术院校，准备学习喜爱的舞蹈。但因为文化大革命，大学的门对她以及绝大多数的青年人关上了。如果她当年能上学，也许今天就是一位著名的退休舞蹈家，可是由于时代的原因，她下乡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后来返城开了一间美容院，用当年做赤脚医生的经验帮助客人按摩。
冷先生在内蒙古“插队”了20年，当年赤脚医生在他那个牧区绝对是个苦差事。他是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上山下乡”最久人的之一，但他一脸的淡然，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太多的苦难。他说至今仍有知青赤脚医生遗留在农村，他能回到北京工作在一所正规的大医院，已经很知足。我想也许正是当年的赤脚医生的经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让他后来一生都从事医生这个职业。
就象很难找到一些让年轻人学医的明显理由，也同样困难去释解为什么一些知青赤脚医生后来成为一名专业的医生。也许是由当时的境况和他们个人的性格决定的，但无论如何，他们早年赤脚医生的经历多多少少都影响了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
知青对文革中赤脚医生经历的感情无疑影响到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他们的艰苦经历是当代年轻人无法理解和体会的。当年，他们小小的年纪就被迫远离家园，一走就是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无论这些严酷的阅历如何解读，就普遍而言，这些做过赤脚医生的知青依旧对那段岁月留有些许正面的记忆。尽管他们面对一个外国人讲述这些往事时多少会有所保留，但我还是可以看出他们的那一份骄傲和自我满足感，这在其他知青中是不常见的。
知青赤脚医生们是有些资本来夸耀他们为农村做出的贡献，他们可以一一列举他们诊治过的病人，接生的孩子。赤脚医生则在艰苦体力劳动之余又拥有了一技之能，他们有的至今仍熟知针灸的技法，并说可以为我免费做针灸，那些接过生的知青我相信他们今天依旧可以，不管他们现在是否还是医生。我有幸亲眼目睹了翁女士在火车救治被开水烫伤的乘客，虽说当时也有一位医学院的学生在场，但他却退后了一步，让翁女士来救治病人。翁女士已有很多年没有行医了，可一旦碰到需求的时候，她很自然就出演了一位医生的角色并很快控制了局面，这也许就是她的赤脚医生经验使然。知青作为一个整体通常被称之为“被遗忘的一代人”，但我认为知青赤脚医生自己并没有被自己遗忘。
客观上说，赤脚医生实际上是冒着医疗风险来服务于百姓的。在他们在赢得百姓信任的同时，也用不规范的生命冒险体现了他们的自我价值，这实际上是有别于上山下乡运动精神初衷的。当大多数知识青年觉得他们荒废了大好青春并对毛泽东思想幻灭的时候，知青赤脚医生们则在当年政治斗争的夹缝中，找到了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位置。从今天的观念或是现代医学专业的观点上看72，赤脚医生是不应该行医的，甚至是鲁莽的。但由于特殊时代的原因和机会，赤脚医生的产生和存在，成为一个历史的事实。他们的努力使之在当年当地赢得了农民们的信任与声望，他们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长体现出赤脚医生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