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赤脚医生与农民：从理想到情感
显然，知青在“广阔天地”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就意味着要为农民提供卫生宣传和医疗服务，但是众所周知，在中国赤脚医生的产生是离不开政治因素的。首先，赤脚医生的出现，是对那些受过正规的医疗教育，高薪并带着口罩的城市医生的一种挑战。其次，赤脚医生还是传播毛泽东思想的有利武器。
据发表在2008年1月22日《北京日报》的一篇当事人的文章回忆：1965年6月26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当时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这样一组数字使毛泽东震怒，据钱信忠回忆，毛泽东当时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城市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后来毛的这些话被变成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要求农村培养一批“农民也养得起”的医生，赤脚医生成为政治进步的表征。两年后，毛泽东又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从此赤脚医生由此开始走红全国。
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严厉地批评政府卫生部，埋怨现在的卫生机构只为在城市的官员治病，而不顾劳苦大众的农民。这些高人一等的医护人员的优越感，是违背共产主义的平等原则。毛还进一步批评了医护人员所接受的教育是不必要的， 延续为“书读得越多越反动”的理念36。这也是毛在文革中反对教育思想意识的具体体现。这一点确实是如此，他认为城市医生所学所用在农村是不适用的，离开了城市健全的医院和设备，城市医生是无用武之地的，在没有医疗器介和药品的地方，他们会立刻无所适从。一个引人注目的场景是：毛认为医生带口罩是把自己与病人划分开，带口罩是异化和高人一等的象征。医生带口罩防止病毒的同时，也把他们与生病的劳苦大众区分开来。
在伟大舵手的严厉批评下，卫生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紧急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疗人员，一个执行6.26指示的庞大群体产生了：赤脚医生队伍。
但这些医护工作者明显地缺乏医疗经验和培训，他们大多数是凭着无限的热情来服务于病患。让西方国家学者所无法理解的是，当年比较有效地解决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问题，居然最终源于政治机器。毛的6.26讲话批评的是卫生部的高官，但影响的却是整个中国，就象当时毛的很多政策都是从与对手的政治斗争中演变来的，影响的则是七亿人民的生活形态。
无论如何，毛泽东的这个6.26批评产生了赤脚医生这个群体，在当时的中国，每一个职位的产生都是受政治控制的，对卫生系统的批评集中在都市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建立在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精神基础上的。就好像知青这个群体也是一种政治产物，他们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行为完全是毛泽东思想政治动机的体现和实施。假如，如果文革中没有读书无用论的思想，那么当时中国农村医疗问题是否会得到重视？我们，甚至那些历史学家们，也许永远没有得到准确的答案。但当年毛泽东随意的言论可以改变了中国数以千万人的命运，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赤脚医生虽然是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快餐式速成品，甚至和普通农民一样也要下地干活，但他们防病看病治病的能力依旧受到农民的尊敬。跟那些城市医学权威相比，赤脚医生在农村获得了更高的赞赏，有的甚至被称作“神医”。如从北京清华附中到延安地区插队成为赤脚医生的孙立哲，曾在窑洞中为数万名农民诊治病患，做了上千例的手术，不但被当地农民尊为神医，而且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知青先进典型。
这显示出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既有医患之间的尊敬和距离感，也有平等和归属感。其次赤脚医生跟普通知青一样，他们是现代文明的代表，他们把城市文明带到了农村。但赤脚医生还有着传播先进医疗知识的使命感，可以进一步带动当地的社会文明进步。面对与病人同甘苦共患难的艰苦落后的生存环境，有时候赤脚医生并不能完全依赖于西医或是中医知识，在有些非常落后迷信的地方，病患思想的愚昧落后往往限制了中西医的运用，为了治病救人，赤脚医生不得不入乡随俗，甚至会利用一些迷信活动来取得病人对自己的信任。
学术文献中，很少提到赤脚医生的工作环境以及他们错综复杂的工作性质，凡是涉及到他们的具体工作经历，都是泛泛地或是简单总结性的。虽然一些学者提到了赤脚医生的正面性和对当时公共医疗的影响，但由于缺乏那个时代的真实数据，至今无法科学地证实37，而令人遗憾。西方学者也有正面评价赤脚医生作用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意识到并讨论过在其它地区实施的可行性38，但对中国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属性并未提及。我认为，赤脚医生的政治社会作用是中国在那一个时代所特有的，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可复制的。
赤脚医生的主要工作是提供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教育，同时也要预防流行病。也就是说，知青赤脚医生要比普通知青需要更加认真地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和理念，把政治和医疗统一起来，他们扮演着农民、医生和红色传教士的多重角色。文献大多只强调了他们对农村医疗普及的贡献，却没有研讨赤脚医生对贯彻政策和教育的复杂情感。
通过访谈，我采集了知青赤脚医生的政治倾向。我发现，虽然文革已经过去很久了，那种不可抗拒的神圣政治信条，其实还深深地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半个世纪都过去了，中国人至今仍需要很小心地议论那个年代，虽然我不能毫无顾忌地正面去问及他们的政治倾向，但随着访谈的深入，他们偶尔也会流露出来一些。比如翁姓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她几乎把终身奉献给中国农村的卫生医疗事业，清楚地记得农民对知青的混淆看法39。知青认为他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并同时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农民却认为知青是为了躲避城市躁动的年轻逃亡者。
当知青抵达村里后，他们才意识到农民对当代中国政治变革毫不知情。同样是北京的刘姓知青赤脚医生40，可以看出她并不是很关心政治，她只是讲她插队当赤脚医生还是一个16岁的女孩时，是怎样在夜里翻山越岭去给农民看病，那种辛苦和恐惧。可最后她的话震惊了我，她说当病人要谢她的时候，她却说：“不要谢我，要谢就谢毛主席！这一切都是他给的。”我怀疑她说此话的真诚度，可在她的故事讲述中，一点看不出她有很高的政治倾向。要不是我很认真地听她讲，我还以为我听错了。她很认真诚恳地讲述着她作为一个只有十几岁女孩赤脚医生的传奇经历，显然，她当时说此话是发自内心的。她现在说“谢谢毛主席”的语调与她当年在漆黑的夜里看完病人后的语气有着同样的影响力，对她而言，宣传毛泽东思想就是她的任务。她的讲述和其他知青赤脚医生的回忆，证实了许多赤脚医生当年的政治信仰是多么的虔诚。
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当年被政治洗脑的具体描述，这似乎象是文革记忆深存于他们潜意识中不可磨灭一样，你从他们的言谈话语中，多多少少还能看出文革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模糊烙印。当年，知青赤脚医生对于他们政治责任就象他们每天的生活一样，他们所用的语句，应答，以及个人情怀都无法摆脱当年的印记，所以在评论那段历史时，他们谨慎、小心、措辞尽量中庸。相反，在谈及治病救人的经历时他们却相当坚定，这让我相信，赤脚医生在担当政治宣传工具的同时，在治病救人上所取得的成绩也被认可，才是他们真正宝贵的人生经历，这也就是他们与普通知青的不同之处。普通知青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的同时还要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知青赤脚医生除此以外还要运用他们的医学知识治病救人。
虽说没有必要来论证共产主义理论与赤脚医生的关系，但赤脚医生的所做所为正是毛泽东所倡导的，他们没有把自己与农民划分开来，没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作为知青，他们的地位与农民没有什么不同。由于没有经过严谨的医疗培训，如Hou and Xiao 所述，按理说赤脚医生是不能给农民临床看病的，只应做些辅助性卫生工作，因为他们的基层地位41。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们什么都要做。其实赤脚医生是清楚的，医疗训练的不足，使得他们刚开始看病的时候非常紧张害怕。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做赤脚医生的赵先生，算是幸运的一个，他有三个月的培训，但他说，更多的医疗知识和经验他都是在实践中学的。他是这样开始他的故事的：“我们什么都不会。一次给孩子打针，孩子不停地扭动，结果针断在他屁股里，不得不开刀取出”42，没有周密的医疗培训，他们不得不在病人身上练手艺。他们开始时很难得到老乡的信任，但当地的现实情况又没有更好的选择。我采访的知青赤脚医生中，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大都有着同样害怕紧张的经历。但他们都很谦恭，用当时的语言叫虚心学习，他们没有因为受过几天培训而自以为是，相反，他们都很低调，只努力地用最好的服务态度和能力去照顾农民病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宣传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两个对比强烈的场景：一边是一个身在农村的年轻人小心翼翼地给病人打针，态度和蔼可亲；一边是城市大医院里穿着白大褂坐在舒适诊室里的大夫，带着口罩，趾高气昂地面对低三下四的病人。从某一层面上来看，至少从谦恭和责任心上看，毛泽东的赤脚医生政策在当时是成功的。
在宣传攻势和赤脚医生的自身努力下，文化大革命期间，赤脚医生在中国农村所获得的认可几乎与一般的医生相同，甚至在有些地方超过他们。当时在没有其它的医疗情况下，老乡不得不依赖赤脚医生，尽管他们有时也怀疑赤脚医生的能力。在我的采访中，可以经常听到知青赤脚医生们提及在开始的时候，是如何赢得老乡信任的。谭先生是青岛知青，在他下乡之前，只跟着他的亲戚朋友学了一些简单的医疗技能43。当他第一次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另一位乡村医生认为那个病人只是简单的中暑，谭诊断后，认为是脑膜炎。他的坚持得到民兵连长的相信，立刻组织人把病人送到最近的医院，不幸的是，病人第二天死于脑膜炎。他讲到这里，满眼泪水，5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对不能及时地挽救那个病人而遗憾，尽管当时他也没有治疗的条件。后来，他还用针灸治愈了一个当地中医的腹痛。由于这样的经历，他被当地农民开始信任，被称为是“从青岛来的大医生”。
谭的故事证实了许多赤脚医生是因为救愈当地无法解决问题而成名的，渐渐地被承认，被信任，他们是城里人的特殊性也加强了这一点。无论他们是如何努力地与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可在农民的心目中，他们毕竟是在城里长大的，有知识，有见识。
知青赤脚医生许多是通过关系利用回城探亲的机会去医院实习，再有就是想办法弄到医疗手册来学习44。不容置疑，他们的领悟性要远远优势于那些农民。最关键的是，这些城里来的赤脚医生他们是要执行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强烈的求知欲使他们不断学习进步，许多我采访的赤脚医生最后都顶替了当地医护人员，也包括乡村医生和公社卫生院的医生。
知青赤脚医生本应于农民融为一体，甚至要放低姿态向农民学习，可他们赢得了当地的认可与尊重却又与他们是城里人有关系的。毛泽东思想是要根除阶级观念，而农民和知青的思想相反，他们又在农村把农民与城里人划分开来，这无形中帮助了知青赤脚医生，给与他们更多信任和尊重。
对于衡量赤脚医生在农村医疗系统的真正作用是很难考证的，但无疑，知青和赤脚医生的进入给农村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冲击。大量年轻人的涌入和政治运动，在农村引发了思想观念和文化生活的革命，这是可以与18、19世纪的欧洲医疗体制改革相提并论的45。赤脚医生的出现代表了医疗服务从零散到相对普及的一个演变。在有赤脚医生之前，地方的医疗服务多半是个别的老人，象产婆或是巫医。偶尔会有些家传几代的秘方或偏方，但往往是很贵和无法验证的。还有一些地方则是依赖庙里的和尚尼姑。 随着文革的推进，破四旧，这些最简单，最基本的医疗服务也就随之被铲除了。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都有自己的民俗，加上地方文化的复杂性，往往各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迷信方式。这一点跟法国大革命后很相似，Foucault提到，医生当时被当做是人体世界和神灵世界的仲裁人，因为神灵世界是干净超能的，可以拯救病痛46。虽然赤脚医生并不迷信，但他们有时不得不顺着这些地方迷信去解决问题。谭先生描述了他驱邪的壮举47。面对一位极端迷信的病人，他只能大声地高喊，他要把附体的小鬼赶出去，并表演了驱邪的程序，只有这样病人才相信，配合治疗，从而救治了那个年轻的女子。围观的众人开始叫他“神医”。当他再现这个故事的时候，可以看出，他是很高兴并很欣赏这个神医的称呼的。在那些迷信的地方，这确实不同凡响，他可以象神灵一样诊治疾病。以前，他们只有依靠庙里的和尚或是巫医，并要付很多钱。有了谭赤脚医生，一个年轻英俊的城里人跟他们同进同出免费看病，自然要把他当做英雄或神仙。显然，神医要比赤脚医生好听多了，也难怪，谭先生很骄傲地讲述这个故事。这里，谭赢得了比城里医学精英更高的位置，他是神医，是诊治万能的神医。这与当初派赤脚医生的初衷相反，他们本应要与城里那些跟百姓隔离开的医生相反。谭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被称为神医的，从某种意义来讲，这不是他们的选择，这是他们赢得的一种荣誉。
谭先生是一个在青岛长大的知识青年，他根本不相信那些传统的迷信。他笑着说，这事看上去挺滑稽的。可他很认真地说，当地老乡是很虔诚地信这些鬼神，是不容置疑的。他说，他不能笑话他们，说没有什么鬼神，他必须要尊重这些习俗。
在很多方面，这种状态是令人费解的：知青，是毛的跟随者，他们是要想向农民宣传现代文明和共产主义思想，破除迷信和旧思想，可同时，地方上强烈的习俗和迷信，使得知青又不得不向地方主义低头。这样，谭以及其他知青处在一个微妙的位置上，他们即是农民，又是医生，还要扮演巫医的角色来顺应当地的迷信，才能完成治病救人的工作。
那么，这些年轻人本是根深蒂固的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可为什么又助长了这些迷信呢？而根除这些荒谬的旧习俗又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步骤。知青赤脚医生，至少我访谈的一些知青赤脚医生，他们不仅没有严厉制止农民的迷信活动，反而参与并默认了。也许这些年轻人当时根本就没想那么多，他们明知这不符合文革时期的政治理念，但又无可奈何。知识青年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本应起到带头作用，为什么他们不借助这个机会教育农民去破除迷信呢？从理性上看，没有知青赤脚医生象农民那样，会相信鬼神的存在，他们相当清楚那只不过是文学作品里的东西，根本不相信。但当他们要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朋友或同事的时候，特别是急需被救治的病人时，这种揭发意识也许退到了一边，他们向纯朴的农民妥协了。这也许正是知青赤脚医生与其他知青所不同的地方，他们没有那种激烈的共产革命的理念和斗志。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他们被生命中疾病折磨的疾苦所感动了，救死扶伤的工作多多少少消磨了他们革命的斗志，他们认为能够治好病人是高于一切的事，他们甚至因救助百姓而获得神医的称号更让他们欢欣鼓舞。他们毕竟年轻，革命理想和政治意识远不及来自老乡们疾病的痛苦更触及他们的心灵深处，他们觉得能够救助农民的疾苦远比传播毛泽东思想来得更加真实并有成就感。
Foucault认为医生是启蒙运动的先锋，他们很理性地挑战了当时的铁腕教会组织48.针对中世纪荒谬和不正确的人体解剖学，这个新时代的医生开始了对人体生化样本的研究，就如同对植物的研究一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化的进步已经使中国的医疗体系向西医倾斜，中国实际上采用了一条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文化大革命对医疗体系的破坏不同于当时其他领域的“破四旧”。不但适当保留了传统中医的手法，经济适用的中医药品也大大降低了农村合作医疗的成本，同时也使得农民容易接受。从中共1949年执政以后，开始对传统的中医体系进行改革，其中之一就是公开和普及中医药知识，尤其是那些中医处方、偏方、秘方，这样使得中医药品不再那么神秘和昂贵。
由于医疗成本的问题，绝大部分赤脚医生被鼓励采用中医药治疗农民。他们被要求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Marilynn M. Rosenthal说：赤脚医生事实上复兴了中国传统医学49。这与文化大革命中共产党要求破除旧思想、旧观念的理念有些背道而驰，后来毛泽东甚至又强调传播中医知识，使之成为中国当时风行一时的一个独享的传统特例。随着中医的受宠和正规化，赤脚医生可以系统的学习中草药、针灸和艾灸，Rosenthal认为赤脚医生推动了中国中药的大批量生产，她还认为是赤脚医生更进一步科学地解释了中医并应用到更广阔的范围。与启蒙运动时法国医生不同，他们是强迫实施现代文明，而中国赤脚医生沿用了中医并与西医相结合的手段。今天，这种中西医混合使用的方法在中国已经不多见，但这毕竟代表了它在现代医学革命中的一个阶段。
每个人的个体经验常常有着天壤之别，方小平，则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列举了赤脚医生抵制中医而偏向西医的论述50。他在书中说，赤脚医生是在中国首先把针剂、疫苗和药片带到农村的一群人。从理论上讲，赤脚医生采用中西医结合只不过是要利用中医来降低成本，方认为赤脚医生觉得西医更容易学和应用，且效率高，打针服药不过是几分钟的事，而上山采药、制药却要至少几个小时甚至一天的时间。到最后，对病人可能并没有什么作用，其苦涩的味道也倒胃口。方的观点是，赤脚医生并没有完全依赖中医，相反，他们是慢慢地将西医应用到农村，使农村医疗走向西化。
但在我访谈的赤脚医生中却得到不同的结论，他们中的大多数，几乎都应用了针灸和草药，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其中几个还有很典型的案例，他们用针灸治愈了瘫痪长期卧床不起的病人。许多知青赤脚医生利用当地的资源采集并制作中草药，绝大多数赤脚医生是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西药主要是防御疫苗和消炎药。一些没用草药的地方多半是因为那里没有，象沙漠或草原地区。我不怀疑赤脚医生是有能力使用西医药品的，象青霉素及疫苗制品，但许多都强调了当时西医药品的稀缺，那些更加偏远的地方几乎就没有西药。偏远农村对赤脚医生的依赖，多半是因为贫困和交通不便，他们通常需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医院去看病，有的地方甚至要走几天几夜，西药一片难求是可以理解的。
在延边，张姓赤脚医生只能用铁饭盒在炕（炕，中国北方用泥土盖的床，可用来烧火取暖）51边煮水给针具消毒。有的知青赤脚医生还有用一根针给全村小孩打防疫针的经验，因为没有多余的注射针头。除去西药紧缺之外，其价格对于农村的合作医疗也是很贵的。谭，回忆到，努力辛苦劳动一年，他既下地干活又当赤脚医生，不但挣不到钱，到年底反而会欠队里的钱52。因为他有时候还要用那点仅有的收入去买药，并免费给病人。那么用针灸治疗就相对容易并无需额外费用，草药也是可以从周边采集并制成的。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中就有一位从没有使用过西药，因为她所在的地方离县医院很近，她只需看一些小病，一些酸痛和中暑之类，用针灸，拔罐，刮痧和草药就可以应付了。
这是我在访谈之前读方小平的书所感到困惑的地方，知青赤脚医生对中医的折服或是说那些被他们使用中医救治的案例与方的理论成了鲜明的对比。我认为方小平也许并没有做全面考察研究，他只是在同一个村庄的诊所工作了几年，而这个诊所曾是由家族私人拥有的53。他的结论之所以与我听到的不同，也许是因为他只是用这个村子或是少数几个地方做研究，而我采访的对象是来自各个城市：北京，上海，青岛，潍坊，淄博，连云港等，还与内蒙古，延边，新疆，陕西，山东，黑龙江等地的知青座谈过。
当然，事情永远有正反两方面，也有两位我访谈的知青赤脚医生百分百地崇尚西医，他们告诉我，针灸和中药不是能真正治病的药物，不管用，那些被治愈的病人大多是因为心理作用和自我感觉的好转，并非是针灸和中药的作用。这二位也是知青赤脚医生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在文革后继续从事医学临床的，一直到退休。另外一位知青赤脚医生，现今是哲学教授的，他也持有相同的看法，他不认为针灸是以一种健全的治疗方法，但在当时的境况下，针灸也确实起到了辅助治疗的作用。
在文革中，赤脚医生的角色有着复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期许，他们本应是现代文明和政治的宣传工具，但他们并没有直接履行他们的责任。作为个人，他们更多地扮演了人道救援的角色，他们用了一种他们的方式带来了医疗系统的革命。Foucault批判从非现代化到现代化的医疗系统改革，只是改变了治愈病人的地点。他强调指出，医院的产生就象一个新的疾病，他说，“农民和工人他们的生命价值有一个顺序：他们少有那种多变、复杂、混乱的神经性疾病，只是确确实实地生病、中风、或是简单创伤而需要治疗”54。Foucault描绘了一个家庭治疗和医院治疗的不同情景，一个只有简单疾病的病人一旦进了医院，就成了疾病的带菌潜伏者和其它传染病的受害者，这样这个病人就有了自身疾病和医院传染病的双重威胁。相反，病人呆在家里就诊，他就可以避免医院的疾病并得到只有家人才能提供的细心照顾。Foucault把家庭治疗，即病人在家里得到治疗并有亲人在身边，做为医疗乌邦托的理想状态。Foucault提到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要医生去家里看病人，来取代病人被迫来看医生，这就要求执政者全力合作来维持一种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法国人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这个理想的医疗状态，但当年的中国赤脚医生却做到了把疾病控制在农民家里，并得到他们家人的帮助。这样的一个体系，赤脚医生们实际上避免了Foucault所担心的在医院疾病的传播，事实上，他们就是在私人地方救治病人。而且赤脚医生确实是由政府支持的，难道这不就是Foucault提及的理想的医疗模式吗？不幸的是，这种他所倡导的理想的医疗状态却无法在中国延续，但它毕竟曾短暂的在中国实现过，我想他可以瞑目了。
综上所述，赤脚医生是一批最有能力和最有责任心去农民案头床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群体，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有别于中共政府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初衷指示，他们在教育农民，努力服务于他们，并在卫生防疫和治病救人上获得的极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