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子开店

” 二子开店 ” 是朋友们送给我和另一个朋友的戏谑话。

我初涉社会时，在一家青年报社做编辑，与我共事的是一个姓王的朋友。我们两个共同负责一个有关人生随笔类的副刊，工作之余，也偶尔像一个弊脚的厨师， 偷偷尝一下自己做菜的味道，在副刊上发些自己写的千字小文，中饱私囊一下。他姓王，笔名用作 ” 王子 ” ，我是山东人，骨子里有些念旧，就用 ” 鲁子 “– 山东人孩子的意思。这个副刊后来影响越来越大，撑了我们那份小报的一份脸面，相熟的朋友借用陈佩斯的电影的名，叫 ” 二子开店 ” 。

前些天翻旧书柜，翻出了十几年前的那些报纸，望着那些略有泛黄的字纸，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就是含笑的王子。他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我总觉得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王子比我年长八九岁，来报社的时间却比我晚半年左右。他来时，在社会上已有了一些小的名声。他写的杂文，能成一家之言，虽然浅，但是清晰可见到底，明白如话，没有当时的八股味或遗老遗少的酸腐味。一见面，他拎一个绿色的尼龙布做的兜子，里面塞满了字纸报卷，大冬天的，满脸汗水。我递给他一条毛巾擦汗， 擦完，汗又蹭地蹿了出来。

时间长了知道他这是一种病，大冬天坐在那不动也唰唰出汗，夏天，汗流更多了。我有时替他莫名地担忧，真担心那汗流的太快太多，水分补充不及时，让他昏厥过去。

我们两个相谈甚欢，几次交往下来，便引为知己。后来办公室调整，我们俩分在了一间办公室，背靠背，更是喜悦溢于言表。

那时我还没成家，晚上有大把的时间无处消磨，常常约了他去路边的小烧烤摊把酒言欢，要两三个小凉菜，一个拍黄瓜、一个拌土豆丝、两个烧鸡架，外加一箱啤酒。你一瓶，我一瓶，不用杯，也不用劝酒，口对口喝，喝完，酒瓶放回箱套，再启两瓶。夜阑，天渐凉，人渐稀，酒也消灭的差不多了，起身结账，歪歪扭扭骑着车踏着月色回家。

喝酒，大多数时间是他说，我听。王子有口疾，略有口吃，越着急说话越不利索。但跟人辩论，或是酒酣时，话却越说越流利，旁若无人，语速甚快，容不得人插 空。我百思不得其解，想古人说的 ” 贵人语迟 ” 莫不是就是这种情况，还是他口含石子练过演讲大师德摩斯梯尼的功夫？！

不久报社里的人都知道王子善辩，也无人辩论过他。有一次，因为某事王子和我们编辑部的人又辩了起来，全编辑部的人和他争论，但王子不惧，大有诸葛再世 ” 舌 战群儒 ” 的风采，话越说越快，音节连贯缜密，全编辑部的人各执一词，却难免散沙一堆，大败而归。后有相熟的朋友开了个玩笑，开编辑会前给每人发一张纸，王子与人辩论正酣时，我们齐从抽屉取出，双手高举，上书 ” 你对 ” 两字。辩论戛然而止，满屋子人欢笑。王子却有些兴味索然，不尽兴，有点高手 ” 独孤救败 ” 的寂寞。

王子吃饭快。他的性格也像吃饭那样直率、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因为喜欢就事和人争执到底，朋友们爱说他固执，可是大多数时间我看到的却是他的固 而不执。他对朋友一片至诚，就差剖腹掏出心来让人看看。对于我写的稚嫩小文，他不吝词语赞美。我只当他是照例敷衍。可当我神采风扬地给他念我新写的小文 时，他的眼里立刻放出了光，念到他认为精彩处，忍不住击节， ” 好 ” 是他常用的词。过后，怎么 ” 好 ” 还要和我细细掰一掰。对一个朋友的欣赏，客套是作不出真诚的感觉的。

报纸刚刚面世，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纰漏，加上一些原有旧体制的人事关系，报社表面上看着一团和气，却总是暗藏玄机。王子口直，业务研讨会上总是很直率地 说出自己的想法。讨论业务，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王子信手拈来，某版的采写、编辑、版式等等。他是真心为报纸好，但他大概忘了某稿某版都有主人。这就触怒了一些私心较重的人，大骂他狂傲。有一位老人，退休后又返聘回报社。老人办青年报，本身就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更何况是一个观点总是与青年人相对的老人呢？一张青年报在老同志的主张下，一段时间办得灰气沉沉，全无生机。老人业务上不是王子的对手，写稿更是有天壤之别，辩论更不在一个层次，据说，老同志在会后有几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喔喔地哭。

我们报社里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老同志不敢惹。一个姓蓝，一个姓关，借用鲁迅先生比喻陈独秀和胡适的例子，如果将韬略比作武器仓库的话，蓝的风格是仓库门大开，里面放着几支枪几把刀，让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外面则竖一面大旗，旗上写着： ” 内皆武器，来者小心！ ” 关的做法是库门紧关，门上贴一张小纸条，说 ” 内无武器，请勿疑虑！ ” 这两位都是高人，一般人见了，望而生畏，不敢上前。王子没有武器库，就赤条条的一个人，冲锋陷阵，却是光明磊落，以无招对有招，于无声处震敌于胆寒。

老同志破不了这三位的阵，有一阵将矛头转向了我。我其时刚涉世，根基尚浅，起初还能忍，后来竟发展到编什么稿子都入不了老同志的法眼。有一次，竟将我编的稿子全部毙掉了。我山东人的牛脾气也犯了，决然不攻，执意将我的版开天窗以示抗争。关键时刻，这三位朋友仗意相救，报纸临下厂时才发现好几块版开着天窗。兄弟相亲，其利断金。这次事件后，老同志的行为才稍稍收敛，我们的报纸也得以露出了些许活泼的味道。

王子没上过大学，这是一块心病。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读一个自学大学。读自学大学是最苦的一件事，也是业余大学中含金量最高的一种读法。以他的学问，已然 超出了大学毕业的我，他这么做，我有时觉得是为了赌一口气，这显示了他固的一面。我有时和他顶真，说一个破大学有什么骄傲的。王子怅然，叹恨自己没有机会多读书。读自学大学，最后坚持下来的人不过十之二三，但王子终于还是坚持了下来。我有时想这和有的寡妇为赌气，苦苦守节一辈子相似，遭罪的还是自己。不过，人活一口气，有时候，存心赌赌气也很好玩。

工作、读大学之余，王子的创作却并不少见。他写随笔，写杂文，在好几家报社开了名为 ” 某某风铃 ” 的专栏。有时一天要写好几篇，天天早晨拎一个尼龙兜 子，装满了当天要发出去的稿子和信。在报社时，我只去过他家一次。他其时房子正动迁，租了一间和别人共用厕所厨房的房子。一间小屋，住着他的老母亲、妻 子、儿子和他四个人，连个桌子也没有，地上、床边、床头撂满了一撂撂的书，转身都有些费劲。窗台上摆着一盏台灯，他告诉我天天凌晨三点，家里人还沉浸在梦乡时，他起来趴在窗台上写作。我这才明白，他写作那么勤奋，一是有写作的欲望，另一个是经济的压力。

读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会说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容易，其实中国的读书人，尤其是底层的读书人，也怪可怜的。好在历史还是愿望给人以良好的回报。不 久，他的作品广为人知，《读者》、《青年文摘》几乎期期都在转发他的作品。他收到读者的来信也多了起来，有时一天竟达一二十封之多。稿费更多，他去邮局取款，邮局必须让他约时间，把上百张汇款单留下，结完账让他来取钱。大约邮局的那个姑娘也是他的读者，有一天他从邮局回来，竟抱了一大束鲜花，说是那个姑娘送他的。我找了一个大水杯，把花插进去，芬芳了好几天。后来，送花送各地小吃给他的人更多了，我隔三茬五从门卫那儿给他捎上一些沉甸甸的包裹，问谁送的，往往不知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想来是善良的人从他的作品中汲取了一些营养，一些小礼物表达对一个作家的诚挚敬意。

当他的第一部作品结集出版时，我也要离开那个工作了三年的地方了。临行前，去他新买的房子喝茶。房子其实不大，但在客厅隔出了个三五平米的书斋，我坐在里面，顿感世界别有洞天。直到现在，我还羡慕他的那个小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能够得到，不用站起身。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一股特有的书香味沁人心脾。两杯淡茶，氲氤迷离，仿佛世界真的安静得只剩下一个读书人的一隅。他依旧笑着，一如往常像个长兄一样地劝勉我。我当时颇像玩童听到了校长的称赞，既欢喜，又有些伤感。

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了，接触便也日渐少了。他有时给我打电话，问怎么最近报纸上看不到你写的东西了？很有些生气的意思。我有时很想跟他倾诉一下生活的苦闷和工作的无聊，可想想又作罢。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小兄弟如此认真的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再之后，人渐长，俗事便更多了。我住到了城北，他搬到了城南，虽在同一个城市，见面却更寥寥了。他的写作也改了路子，改写更能挣钱的大稿子了。如果不是为了生计计，我觉得他写的东西价值一点点消失了。前几天，蓝兄约了我和王子去喝酒，一瓶瓶喝下去，竟至未尽兴，于是另换城边一家叫 ” 好朋友 ” 的下等小馆，要了两个小凉菜，两个鸡架，直喝到月挂西天，恍若隔世，竟然生出了同样的感慨：那三年，是我们人生中最快乐的三年。

一生中，尤其是初涉世事的时候，有个朋友像兄长一样捧你、宠你、引导你，实在是缘份，更是福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