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兰玉访谈（3）

安娜：这个就是目前所谓的裸婚。

刘兰玉：是，绝对就是裸婚，什么也没有。结婚当天的中午吃饭是我自己做的，下的是面条，也没荤的吃。到后来我想起来了，我们应该利用结婚的时候请个客，把大队书记干部请来吃一顿，他保证以后对我们好了，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没有这个意识，想不起来这个东西。就这么结婚了，该干活的干活，就是结婚那天没出工，第二天又到地里干活了。结过婚以后不同的是，我们两个人有了自己的家了，有自己的房子了，两人说话方便了。不像过去的时候，他住在那边，我在这边，他在那里干活，我在这里干活，根本没有机会交流说话。

结婚以后，当时大队书记把我爱人的赤脚医生拿下去了，又找不到合适的知青接替，最后只好让我干。卫生室和我住的房子就是一墙之隔，农民看病找我也方便，不管上班下班，你只要到那个地方，反正我就在隔壁。正吃饭的时候，病人一喊，我也可以过去给他处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喊一下，我也可以去，可以处理。我们村农活特别重，早上天一亮就要到地里干活，干两个小时以后回来吃早饭，吃过饭以后再去干活，出去干活都是一边走路一边梳头，那时候扎个小辫子，因为在家里没有时间，爬起来，赶紧弄水擦一把脸，就走，辫子一边走路一边梳。人家别的农民家里有人做好饭，到家就吃饭，我们怎么弄？我们回家以后就赶快烧火，赶快做饭，一个烧火，一个做饭，做好以后赶快吃，趁热吃，吃完以后马上就得走，一点时间都没有。

早上是这样，中午也是，中午下工回家，在地里干活累的，回到家根本就不想吃了，躺下浑身都瘫了，躺在床上歇歇，再做饭吃饭，下午再去干活。我以为人生就这样下去就行了，1972年3月生了女儿以后，大队让我等到满月到学校当老师。当时我还愁得慌，因为带着小孩子，小学老师晚上还要备课，白天上课，很愁得慌。说实在话，我当时上进心也挺强的，不甘心在农村里面和其他农村妇女一样，不管怎么样，老师、赤脚医生，还是个工作，对于我来说是个事业，我不想放弃。最后杨翠英她妈是妇女主任，说你把小孩放到我家，我家人多，替你看着，你去上课。于是弄个大筐，树条编的大圆筐，里面弄些草，上面铺上小被子，把小孩围在里面，每天早晨我把筐背到杨家，我再去上课。到学校以后，才知道，实际上学校里面是要我爱人当老师的，大队书记不同意，不让他去，才让我去的。

安娜：因为他与书记关系不好？

刘兰玉：是，因为大队书记觉得他不是自己人。那时候村子里面只有我们两个高中生，所以只好让我去。后来才了解到，大队书记之所以让我去当教师，实际上是把我赤脚医生的位置让给他家侄儿，我做月子的时候，他家侄儿已经在卫生室上班了，正好是一箭双雕，既打击了我爱人，又给他侄子腾出了位置。

安娜：您女儿还记得当年的辛苦生活吗？

刘兰玉：记得，有些事情她记得，有些事情她记不得了。当时无论是做赤脚医生还是做代课老师，都还要下地劳动，一天七个工分，十分才三毛钱，不干年底就没吃的。上地里干活时，也是弄二个筐挑着，这边小孩子放在里面，那边放着工具，到地里去，小孩在地头，农村小孩也泼辣，没有那么娇惯，往地头一放，他自己在那里玩土，我一边干，一边离着也不远，可以这么照看着，就这么过来了。

安娜：现在这一代人是无法理解的。

刘兰玉：是。那时候也是没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到后来慢慢的境况好一点了，因为我们村大队是先进单位，所以要经常整理很多先进事迹，公社来人要我们大队写出来，大队里面没有人能写得了，最后怎么办啊，就只能让我爱人写。因为他会写有文化，能帮大队书记写材料，他确实帮他写了不少。到后来，村里的人连入党申请书，结婚申请书等都需要他帮助写。白天在地里劳动，晚上加班给他们写，加班都是白干的，什么东西都没有。

他干什么事情特认真，不管干什么事情，只要交给他的，特别是领导交给他的，一丝不苟，晚上加班也得弄出来。为那些入党的写入党申请书很可笑，大队书记说这个可以入党了，你给他写一个，那个可以入党了，你给他写一个，村里十几个新党员，都是他帮助写的入党申请书，他填的表，支部大会讨论、决议、记录也都让他写，反正所有动笔的都是他的，但是他自己却不是党员。

写了这么多入党申请书，后来他自己也想入党，自己也给自己写了一个入党申请书，一直写到最后，也没批准。他是1974年走的，去了徐州煤矿下井当矿工。当时走的时候没敢让大队书记知道，怕他知道之后拦住不让走，就麻烦了。因为他经常写材料，与公社里面的人都很熟悉，天天在一起写材料嘛。后来他先找到公社的干部，把煤矿招工表先盖了公社的章，然后再找大队盖章，大队一看公社都盖章了，他能说什么，这样才走的。如果当时从大队按部就班走程序的话，很有可能走不了了。因为我们那个大队书记就是那样子，我们在那儿几年，当兵的，招工的，宁愿找个聋子去，他也不让知青去，所以我们知青在那个地方没有一个上大学的，那时候是推荐，他根本就不推荐你，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知青在那里没有一个上大学的，没有一个当兵的。你说他多狭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