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兰访谈 (2)
我刚干上赤脚医生不久，就让我去接生，我记得头一次接生后，恶心的我三天没起来床，没吃饭，不停地吐，那时候比你还小呢。那时候的接生，没点儿，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半夜就来叫你了，我一个人去检查，还是难产，胎儿是倒立，脚冲下，头冲上，脚先出来了，你说着急不着急。当时我也没碰到过这个情况啊，反正就是大概其地帮她正位，到县医院肯定是来不及了。当时大队的赤脚医生，比我多干过几年，叫他去一个来回得跑二十里地，全是山路，没两个小时没戏，我这里两个小时也不能干看着啊，就继续给她正位，我大汗珠子都出来了，还不能让她看出我慌来，还得安慰她，最后慢慢给她正位，基本到最后，大队那个赤脚医生来的时候都正好位了。最惨是她羊水出来的时候，我没有
想到，噗一下，整个把我喷一身，弄一脸，不知道啊，因为没有经验，再说你躲也躲不开
啊，那会儿什么也没有，擦都没有东西擦，别说洗了，最后总算是母子平安，生下来了，
这件事情他们家人特别感激我。
通过这样的几件事吧，老乡逐渐开始接纳我，信任我。有一个老大爷，他克山病挺严
重的，每天都要推葡萄糖，以葡萄糖和维生素为主，他就打那个，没有别的药。每天都要
给他打，每天推那个，推的我胳膊都抬不起来，你想，慢慢慢慢的，一点点给他推，用那
个大粗针管子，那会儿没有输液，就拿手推。结果他们家人都特别感谢我，那会也没想别
的，觉得这是应该的。
有时候我也经常和大队的赤脚医生一起巡医。我们大队共有三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相隔六、七里路，老乡们的生活很苦。记得有些乡亲家里只有一床旧被子，衣服也很破旧，我有时候就把自己的衣服送给他们。
记得常去另外一个队出诊，离我们队二十多里地，羊肠小道，而且两边都是树林子，在半路上碰到过狼，碰到过毒蛇，什么都碰到过。你害怕？那边病人等着你呢，害怕也得走啊。你听说过盘路蛇吗？就是蛇在小路中间盘一个大圈，你害怕不害怕啊，它在那儿站着，你也过不去啊，最后没办法拿大石头砸它，它不动啊，耗了好长时间，后来又拿棍子撵，最后才走了，人家说那就是拦路蛇。怕不怕？当然怕，一路都哆哆嗦嗦的。到病人家之后，给他打完针，说起路上的蛇，他们都特别感谢，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我吃。那时候，老百姓什么都没有，都不知道拿什么东西招待人，因为那时候生活都比较艰苦，吃碗白面的东西简直就是过年，有时候过年过节都吃不上，一般都是掺野菜，掺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也就是老乡能拿出来的最好的东西了。
我刚才说，我们村里的乡亲们大骨节病比较多，几乎百分之八十都有大骨节病，病情严重的连走路都很困难，天气遇冷或遇热，或是遇到阴天下雨，他们的关节就格外的疼痛。为了减轻他们的痛苦，我经常给他们扎针，做按摩治疗。村里有位老乡有哮喘病，经常找我为她做针灸治疗，以缓解病情减少痛苦。总之，不管白天还是夜里，是晴天还是雨天，只要是病人需要，我都会马上去，从不耽搁，尽量圆满的完成出诊任务。在为村民服务的那几年时间里，我尽量做到让乡亲们节约时间，少花钱，以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山里的老乡朴实大方，只要你真心对他们，他们也会真心的帮助我们，我们只要到老乡家里，他们都会像招待亲人一样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我们。当然，也不是什么特好吃的东西，那时候的馒头能打死人，不叫馒头，叫两面馍，冬天放在那儿，都冻了，还特别硬，不像咱们发面的，特别软，那是硬的，那时候的生活真是不可想象。反正也经历了，经历了之后你什么都不怕了，再苦也没有当年苦，所以就无所谓了。
安娜：他们的病是不是饮用水造成的？
刘淑兰：可能是水质的原因，那边水特别硬，他们水缸里面的水都放了681粉，681粉是专门杀菌的，每家的水缸里都是从河里挑来的，必须放这个粉，等于跟漂白粉一样的，它沉淀了，这个水喝起来就卫生一点。我也不知道这水与大粗脖子病和大骨节病有什么关系，反正那边的人关节全都是一疙瘩一疙瘩的，膝盖也是突出的，腿特别细。人普遍都矮，但也有高个的，就是细高细高的，不成比例了，跟竹竿子似的，有特别的骨节，走路都两头歪。
安娜：那你们没事？
刘淑兰：我们去的时候都已经十七八岁了，都已经定型了。那里算是这种病的重灾区，当时说是几年要消灭这个地方病，但直到我们走也没能消灭。我们准备今年八、九月份回趟延安，因为45年了，45年前我们去插队的，虽然中间有个别回去过，有的人甚至找了那边的媳妇，跟当地人结婚了，也都带回来了，时不时的回家去。但我都回来好多年了，也没有回去过，而且特别没有集体回去过，所以这次知青联谊会应大家的要求，准备搞一次大的行动，从北京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延安，都走一走，弄一个统一的活动，大家都比较高兴，比较响应这个事。
安娜：当地人对你们什么态度？
刘淑兰：当时我们去插队，当地的农民对我们还是相当不错的，老区人对咱们北京知青还是比较欢迎的。他们一说北京娃，北京来的娃，而且是大城市来的，他非常的仰慕你，高看你。但我们返城以后，反而受到歧视了，当时你回来探亲，街道主任立马来了，说别出去啊，外面乱，别乱走，十一了啊，五一了啊，别乱走，我们简直就是半专政的对象，就是这个情况。我在知青这个问题上始终这么说，我们当年去插队，后来我们回来属于第二次插队，在那边我虽然是外地人，但是他们很高看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受到歧视，我们也很不满。
安娜：当时都是响应党的号召，都是自愿去的？
刘淑兰：怎么个自愿法呢？这个所谓的自愿也是被大形势所迫的。当时文化大革命这是个潮流，整个知青必须走，上山下乡，上东北兵团，去陕西插队，去内蒙大草原，每天都在讲这些事情，街道动员的也是这些事情。那时候人都天真，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只要毛主席说我们去哪儿就去哪儿就走，一点不容置疑的。那时候大红纸1毛2一张，我们每个人都自己出钱买，3毛6那时候很多钱了，3毛6买三张纸，绝不含糊。刷的大标题是：“强烈要求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农民的贫下中农再教育”。都是这样的，当时的情况真是自己自愿的。
但是等我们一到农村之后，一看到所宣传的什么一块钱一棵梨树，一家一个核桃树，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林区的牛羊成群，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扛着行李从县城走到队里的时候，看那些人住的半地下半地上的土窑，根本就不封口，只是半截栏栅门，上面都是敞着的，因为要走烟，走煤气，没有专门的烟道，是那么一种情况，心，确实凉到了半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