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兰访谈 (3)
后来我们到陕北不久，就出现了有的北京知青该走没走的，反而分配工作了，进工厂了，我们就感觉到确实有点那个。后来发现，一个知识青年，要给家里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别的不说，这些牙膏啊，手纸啊，我们都要从家里带的，花多少钱家里买就不说了，但是你每年要回家一次，这一次车票路费就得60块钱，在当时我们那种条件下，我们一年最低的生活费也是60块钱。这额外的60块钱都要由父母出，当时父母才挣多少钱，40块钱要养一家人的，你这60块钱给家里造成多大的负担啊。所以那时我们在家里不吃香，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光是花钱，属于赔钱货啊。那时候我们家老公公养六个儿子，这是多大的负担啊，这都是实际情况，咱们不讲什么大道理。当时走的时候确实是自觉自愿，到那儿以后情况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同时在北京不走的，分配工作了，凭什么啊？不公平，后来有的半路有点回潮了，闹点病，开个证明吧，赖着回北京不回去，就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这种人还始终坚持了。
安娜：后来您是怎么回北京的？
刘淑兰：后来东北兵团已经开始有人回京去了，还有一批中专的、中技的，回来一个可以带一个，你交朋友了，或者你结婚了，你是中技的，可以把对象带回来，那时候就动摇了，整个知青队伍就动摇了。我是属于接班回来的，走不同的渠道。那时候我已经参加工作了，在那儿分配到钢厂，在那里以工代教，当老师，干的挺好的，但是后来有这么一个接班的机会，你回去不回去？你是回北京，还是继续在这儿？其实我很喜欢那个工作，干的也不错，但是这个时候我就想着我们自己的孩子，当时自己孩子刚刚出生，我就跟爱人商量这个事，他说我们在这儿也挺好的，干吗要回去，但是从长远的观点考虑，我们孩子的教育将来怎么办？于是就回来了。
我1981年回来的，我爱人是1985年回来的。他1985年为什么能回来呢，当时也是有一个政策，要解决三种人，一种是高龄未婚，一个是两地生活，一个是丧偶，要解决这三种人，所以他就回来了，我们已经分居五年了。其实，说我们是知识青年，根本不是，小学六年级刚刚毕业，初一上了一年级不到，一个学期不到就搞文化大革命了，什么知识青年啊，把我们整个就耽误了，你想学也没有办法，我明儿得当作家，写作文写的挺好，真是一点可能都没有。至于后来工农兵大学生，那要推荐啊，真是寥寥无几。
我们的文化水平，也就可以给家里写信，还可以表达的比较清楚。当时我们在农村晚上的主要任务就是给家里写信，最大的乐趣是什么？到县城取信，天天盼着取信，走十几里地去县城取信，你想让邮差送信？没有十天半个月根本来不了。那里的人很封建，把我们也传染了，邮差死后，我们就闹了一个笑话，我们住的是大窑洞，晚上写信的时候就听到有人敲门，可是当时我们的门并没有关着，但就是听着敲门了，怎么回事啊，没有人啊，后来有人说可能是鬼，是邮差，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吓的都哭了，钻到被窝里面去。这一闹，男生离我们不远，听我们这么热闹，就过来了，说闹鬼啊，他们3个男生拿着棍子，说谁敢惹我们知青，我们是北京知青，拿棍子一顿乱抡，说鬼让我们赶跑了，这样我们女生才敢从被子里钻出来。这是真事儿，那个门明明开着呢，就是有敲门声，我们确实经历这个事了。这类事情在老乡那里，发生的更多，他们普遍相信鬼神，所以很多在陕北的赤脚医生，在陕北又得是医生，又得是巫婆。
安娜：您给您的孩子讲过过去的事情吗？
刘淑兰：没有，我们也不愿意跟孩子说这些，他们也不爱听，他们没有经历过，不感兴趣。
安娜：那时候去延安，真是一辈子没想到回来？
刘淑兰：那时候真是准备扎根了，抱着扎根目的的这些人，基本都比较积极向上。
安娜：这是需要好好研究的一代人。
刘淑兰：象知青、赤脚医生这段历史，我们这代人现在都眼花，也坐不下来了，真是要想自己研究自己也不太客观，只能靠你们年轻一代了，可惜中国象你这么大的，都在玩手机呢，什么历史，他们才不管呢。
安娜：你这个赤脚医生后来为什么不当了？
刘淑兰：后来就分配工作了，因为县里面把我们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把我们这些人名都列出来了，怕我们回北京，把我们这些人都给囤下来了，把我们都留在县里了，分配工作。
所以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知青的前时代和后时代，后时代就是虽然参加工作了，但是他没有回北京，回原籍，现在争论的焦点是什么叫做返城？是不是脱离农村就叫返城，不是的，我们原籍是北京，必须回到北京才叫返城。
安娜：我看资料说，陕北插队知青还有要饭的经历，你们这个年代没有要过饭？
刘淑兰：没有，但是有确实吃不上饭的时候，延川那边他们整村要饭，我们因为挨着陕南，好很多。
安娜：非常感谢您的热情款待，吃了这么多西瓜，也感谢您爱人和这些叔叔阿姨一直陪着我们。听您讲述过去的往事，让我坚信我的研究是有意义的。我们的谈话录音可能会用在我的研究论文中，以后也许会出版书籍，比如访谈录之类的，这里是一张《知情同意书》，您若同意，请在上面签名，可以吗？
刘淑兰：可以，同意。你这么年轻就这么有心做这个访谈，又这么能吃苦，希望你能常来中国。来，我们一起合个影。
安娜：最后问一句，四十多年后，再回忆这段赤脚医生的经历，上山下乡的经历，您有什么感触？
刘淑兰：我曾经在网上说过，也写过，当“知青”和“赤脚医生”这些当年的历史名词，已成过眼烟云，离我们渐行渐远时，我仍要自豪的说，我们也和当年的红军一样，喝的是延河水，吃的是延安的小米饭；是延安人民养育了我们这些北京娃，艰苦的生活使我们拥有了勇于面对生活的钢筋铁骨，回望四十多年前的艰苦岁月，至今我们仍然无怨无悔。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6月13日下午
访谈地点：北京市石景山区首钢宿舍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