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座谈会（3）

本报特约作者：安娜

嘉宾A：还有很多的卫生习惯，比如洗衣服用洗衣粉，包括被褥的整洁，等等，知识青年确实在这一点上把城市的文明带到农村去了。我们那里到现在很多农民回忆，是知青来了之后，把一些好的习惯，文明的东西带了进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管它任何政治原因，在几千年中国社会里面，城市的文明能够波及到整个农村，尤其边远农村，这个文化的影响知青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可能在世界的文明史上来讲都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展开来谈，当然细节的问题可能还有很多，因为我本身是搞社会科学的，很多知青的问题，包括文革的问题，我一直认为知青问题要从大的环境来说，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都是分不开的。但是比较奇怪的一点是，我们一直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安娜你如果有兴趣，也许可以涉及一下。

   嘉宾F：我是在山西原平插队，是真正的农村里面，和兵团的不太一样。我们这个村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大村，我今天带来了一本村志，我首先给你介绍一下农村医疗是怎么演变过来的，最后怎么叫赤脚医生。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章节，专门说到什么时候建的合作医疗，什么时候又把我们给纳入进去，就是整个过程，当时医疗条件是什么样的条件。我特想呼应嘉宾D刚才说的那个问题，你们没学，怎么敢去做。当时的医疗条件农村非常落后，落后到什么情况呢，刚才有些人都说了，比如不刷牙，很多病都是由于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而引起的。

   刚才他们都提到了，赤脚医生是文革期间才出现的名词，但是这个合作医疗却是随着新中国建立之后，农村互助合作化运动兴起的，但是到文革的时候，合作医疗被赋予了新的解释。告诉你一个数字，合作医疗在50年代属于初级阶段，60年代、70年代是属于鼎盛年代，1971年发展的赤脚医生一度达到150万。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赤脚医生被取消了，我们村志上说，1985年就解散了，真正的合作医疗没有了。村志上都有记载。

    195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村是三千人的一个大村，卫生室解放前就有，那时候都是提药箱子的中医。1955年才从大队里拿了五百块钱，建立了合作医疗，卫生员人选的是那些医生世家的应届毕业生，那时候还没有知识青年，然后去培训。

我是1968年去的，因为这个大队领导层对知青还不很认可，我们当时是打着改天换地去的旗帜去的，他们不愿意的，他愿意说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比如我们开会的时候说些话，他听不明白，很多知青去了以后想改天换地，有所作为，结果他都给抵制了。我是怎么进去的？我在那儿种了六年地，到了1974年初，才有幸去了卫生所，因为当时有这么一个政策，卫生所里面如果有知青的话，可以给匹配一批医疗器械。我所谓做的贡献是，以我的名义给我们大队弄来了一批医疗器械。主要是计划生育的器械，

大家也许不知道，1973年农村就开始计划生育了，而城市里面是1976年才开始的。我去了之后拿上这些器械，培训一个多星期，第一件事就是做人流，不想要了，我们就给她做，结扎，做上环。给我们的器械里只有刮宫器，负压那些东西没有，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我们就用葡萄糖瓶子，拿兽医用的大针管，往外抽空气把它抽真空了，刮宫器上面有管子，就连上了，做人流时，呼噜一下就出来了。

咱们现在说的容易，你可能想象不出来，但是农村当时落后的现象，只能用这种办法。而且他们还非常崇拜你，非常敬重你。因为他缺乏知识，农村特别闭塞。就象刚才这位先生说的一样，那根本就是不应该有的情况，可是当时培养不出来这么多人来，只能把知青赤脚医生赶鸭子上架。

   话说回来，人都是很聪明的，被逼急了，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所以我就非常钦佩孙立哲，他能想出这么多办法来给农民治病，而且具备动刀动手术的能力，这样的人在赤脚医生中也非常少。

   嘉宾G：我觉得知青绝对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地方不一样，地域不一样，风俗不一样，你听的故事也不一样。安娜，我等会想赠你一本关于知青生活的书，这个和赤脚医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想让你了解一下知青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