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座谈会（4）

本报特约作者：安娜

嘉宾H：我简单的说一下，我是在内蒙插队，1968年去的，1969年开始当赤脚医生，一直到1979年。我身旁这位老兄是从北京1967年走的，1968年干赤脚医生，干到1982年，时间更长，我们俩可以说是职业的赤脚医生了。我在内蒙待了22年，跟大伙刚才说的给病人针灸一下，给点草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

刚才有老师从宏观上面分析过，赤脚医生的产生脱不开文革和插队这两件事。文革大家都知道，中央定调就是浩劫了，但是插队大伙有说好有说坏的，我们就不说了。我为什么干那么长的时间？也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我出身不好，我到那儿以后上大学也没份，工农兵大学生也没份，招工也不招我，家里面都轰到农村去了，穷的没有饭吃，我只能待在那里。

虽然牧区要比农区富裕一点，没有要饭的，也不至于饿肚子，但是贫穷、落后，尤其是医疗条件的落后，简直不可想象。文化大革命有点喇嘛医生，也都给打倒了，所以根本就没有医生。我们那时候，赤脚医生可以说是牧区唯一的医生，等于是赶鸭子上架，不上也不行。我1968年去，1969年当赤脚医生，只学了两个月，跟巡回医疗队学了两个月。两个月回去，第一个活就开始接生，我那时候是18周岁，记得很清楚，回去第一件事就是替人家接生。那时候真是不懂，当时巡回医疗队都是医学院的老师，教我们很认真，所以学得也认真，我第一次接生操作还挺好，回去老师还夸我。

随着后来兵团成立了，知青大多去了兵团，因为我出身不好一直留在大队，没去兵团。兵团后来也走了，兵团一走医疗更是一个空白，赤脚医生就成为当地唯一的医疗。尤其我们牧区一到冬天大雪封山，交通根本走不了，尤其是急症的急病人，我就成了职业的赤脚医生。那时候整天骑着马，一人好几匹马，牧民这边病了，那边病了，整天到处走，到处给人看病。我们那个赤脚医生基本脱离了扎针灸啊，草药啊，属于专业医生的活，你真正要给人家看病。象接生，针灸草药全没有用，完全是西医的这一套，怎么消毒，各种难产怎么处理，包括各种疾病传染病处理。那时候草原上传染病特别多，麻疹、百日咳，一两年一流行。

我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客气地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场灾难，大伙现在说该上学的时候你插队了，该上班的时候你下岗了，这是大多数知青的命运。当然我们在座的都算混得好的，专家、老板、医生、学者，但还有更多的混得不好的呢。

嘉宾I：我情况特殊一点，我是1966年届的高中毕业，1967年自愿报名去的内蒙，待了25年，15年在牧区，娶了一个牧民媳妇。我跟大家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虽然心气很高地去，当时喊出了20年改变内蒙的面貌，实际上到那儿以后什么也干不了。我们那儿是纯牧区，95%以上都是蒙古族，只说蒙语，很少有人会汉语。地广人稀，我们去的那儿是牧场，有七千平方公里土地，只有一千三百人口，相当于五平方公里左右才一个人，但是牲畜多，有八万多牲畜。我们好是好在不愁吃不愁穿，坏在哪儿呢，交通极端的闭塞。中国地图是一个大公鸡，就在鸡脖子那个地方，就是我们那儿，中蒙边界线上。

那时候常有越境的，但在外蒙那儿转了三天，连个人影都碰不到，又回来了。所以我们那儿的特点，先得学蒙语，你不会蒙古话，人家理都不理你。他们骂人最厉害一句话，就是蒙古人不会说蒙古话。一开始简单，我们去头几个月，吃饭、喝水这些都会了。但是过了没两三个月，正好下来一个医疗队，说给你们培养点赤脚医生。我因为父母原来都是搞医的，走的时候给我带了一个药箱，怕那里缺医少药。结果大家知道了，说你去吧，你有药箱，你又懂行。于是我就去了，本来计划是培训半个月，结果到第三天，刚学了一个生理解剖，学了一个扎针灸，连打针都没学。人家医疗队有紧急任务回去了，实际上我们就学了三天，就赶鸭子上架，反正人家也知道你学了大夫了。

结果没几天就有人找我，一个老太太，估计现在看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就跟我说头晕，当时我也不懂，头晕是什么意思，她给我比划了一下我明白了，脑袋转圈，就是晕，我给她几片氨茶碱，吃了以后老太太好受多了，说你这个大夫真好，就这么着稀里糊涂的把病看了。

那儿跟内地看病不一样，一个是语言关，再一个必须骑马。我第一次出诊就转向了，那个地方非常容易转向，因为内蒙草原到处都是很平缓的山坡，缺少特征。碰见一个看来就是感冒，发高烧，结果我旁边有几个知青瞎说，说是不是伤寒，打寒战，出大汗。我也不懂啊，你想三天半毕业的，根本不懂这个。我说我去给你请大夫吧，牧场卫生所离那个地方大概有50里路，我骑着马走，走着走着天就黑了。草原上天黑特别快，刚才看着还有太阳，太阳一落山，马上就黑了，黑了以后，天上到处星星眨着眼。

忽然看见前面有灯亮，就骑着马往那儿跑吧，可是我怎么也到不了，怎么也找不着道儿，这就象你在平原上看一座山很近，但你怎么也走不到一样。结果我转了一夜也没找到一个地儿，后来我也急了，估计一两点钟了，不找了，把马一卸，往地上一躺，睡觉。结果睡到大概五六点左右，一看天亮了，我离牧场卫生所蒙古包不到一里地。

这么艰难地把大夫请到队里，让人家一看，都是小事，给几片VC，给包四环素结束了。但是我就接受了两个教训，一个草原上看病头一条要会人语言，第二条要认道，不能再转向，剩下看病技术是慢慢来的事。所以后来我蒙语读写的还可以，最起码什么病我都能说上来，因为它都是比较特殊的名词，你问老乡也不知道，就抓住机会问蒙古族的大夫。再后来自己感觉医术不行，怎么办呢？跑回北京来学习，先在唐山学了八个月，又跑到北京第四医院学了五个月，后来自己又上延庆县医院待了一阵儿，学的比较全面了，内科、外科，连麻醉我都学了。1980年去学的，1981年底回到牧区，1982年我一人干了56台手术。因为那地方人很少，56台手术就超水平了，历史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