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农民起义

1851年，太平天国建立；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陷落，宣告了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农民起义的终结。13年间，因满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战争，致中国国力大伤，积羸积弱。西方列强趁机进犯，终逼迫中国割地赔款，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国租界，连葡萄牙这样的小国竟然也能从中国割走了澳门。太平天国后，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足百年间，中国境内内战迭起，战祸连绵，四分五裂，国之不国，成为西方列强的砧上肥肉。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本主义革命，虽然成功地推翻了帝制，却不能把握政权，拱手相让于袁世凯，致中国更乱。
孙中山一介书生，早年求学于西方，接受了当时在西方也是很时髦的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以为可以依靠西方的民主与自由思想来治理中国，结果失败。其后数十年间，中国陷于不尽的军阀混战内乱频频之中。纵观中国近代史，还没有哪一位喝过洋墨水的中国人依靠某种西方的理论能在中国成功地夺取政权。中国国民党早期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如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王明先生亦如是。不论孙中山还是王明，自然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人士，有思想，有理想，有热情，有做大事的勇气，却不能成就大事，根本原因是他们对中国社会缺乏最本质的最透彻的了解，不知道西方的东西可以在西方得到很好的生长，却不能适应中国的土壤与气候。

（一）
所以，孙中山的学生蒋介石了解了中国，把资本主义革命的思想按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江湖状况进行了有效地改良，把西方的进步思想与中国传统的江湖”义”与”气”进行了有效地结合。而蒋介石先生自己身上也是很具有江湖习气的人，除了拥有自己的武装，蒋介石先生也广交各路朋友，与各路军阀结拜，与江湖人士结拜，终于结束内战，统一中国。中国能有今日之局面，蒋介石先生该当首功。
但是，蒋介石先生在执掌中国江山的短暂时期内，无一日安稳过。试看，他终于把各路军阀封官许愿安抚住了，中国共产党挟农民武装的势力又开始崛起；待把共产党武装迫入雪山草地的困境，可以一鼓聚歼之际，境外的日本国军事力量完成准备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入侵。蒋介石先生万般无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救国方略，招致国人的一致痛骂，这也是以蒋介石先生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最终失去民心的肇端。今日看来，蒋介石先生确是一位英明的政治家，他的英明就在于，能以一位政治家的战略眼光洞悉先机，明见于未萌，于中国共产党微弱之时就可知其为将来最可怕的对手与敌人。时人却少有具如此眼光者，何况将来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主政中国，老百姓不能想得那么远，眼下最主要的是抵御外寇，不使中国的大好河山落入敌手，不使中国人做亡国奴。中国共产党有效地把握住了中国民众和社会的心态，迫使蒋介石”先攘外”，自身也有得以喘息之机。蒋介石不能逆行于中国的民众和社会，终将正规的武装力量投入战场，正面迎敌。中国共产党于敌军后方的游击势力及根据地也趁机坐大。
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蒋介石先生失去了中国大陆的江山，所以中国现代的历史对他也多有诟病与歪曲，当为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党史党义之争，不足为奇。然，作为中国当代历史上的一位杰出的人物，一位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我想，蒋介石先生一生中有几件当为大英雄大丈夫气概的举措，是值得我们永远尊重永远不能忘记的。其一，蒋介石先生已经明见中国共产党会成为自己一生中最大的敌人，面对外寇的入侵，仍冒着失去民心与舆论的极大风险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从维护自身政权的角度而言，蒋介石先生似乎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最终蒋介石先生还是抛弃了一党一已之私，以民族大义与国家利益为重，将所有武装力量投入正面抗敌之战场，这种为救国难而自毁政权自毁江山的大英雄大丈夫气概，中国历史上尚无人可及。其二，中国抗战胜利，因其时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尚无把握可否与国民党的武装力量一决高下，当时双方武装力量的对比是共军300万，国军800万，装备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社会力量鼓动两党进行和平谈判，探讨中国的未来与走向，蒋介石先生拥重兵却并不自傲，诚意邀请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毛泽东身陷敌营，成为国民党的砧上之肉；蒋系阵营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杀毛；面对自己一生最大的敌人，明知自己的江山政权可能将会落于毛泽东之手，蒋介石先生还是犯”纵龙入海，放虎归山”之江山争霸之大忌，将毛泽东安全送回。这份胸襟与气度，中国历史上亦尚无几人能及。

（二）
所以，从性格气质方面，与毛泽东比，蒋介石身上多了些君子气而少了些霸气，终究不敌。从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方面，蒋介石先生的资本主义革命也显然不敌毛泽东先生的农民起义本质的工农革命。毛泽东没有喝过洋墨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农民领袖，所以他才了解中国，适应中国，并最终能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毛泽东所以能成为中国相当长一段时期的统治者，并一度成为了中国民众的神明，根本在于他熟知中国的历史，并能以辩证的历史观点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从而总结出了能在中国成功夺取政权的两大绝对真理：一，”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非孙中山先生的照搬西方的民主资产阶级革命，也非王明先生空洞的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理论。
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成功地改朝换代，无不依赖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推动，汉唐如是，明清亦如是，虽然大金国于明末于关外秣马厉兵对中原虎视眈眈，倘若没有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大金国断无可能入主中原而成就大清王朝的一番帝业。毛泽东依靠枪杆子，依靠农民的力量，于近代中国成功地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进而开创了新中国一代新的江山局面。
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成功了，也成为了历史。与以往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一样，毛泽东对中国农民起义的传统有继承也有发扬，所谓继承，是毛泽东终生也没有打破农民起义的终极成果即权力所带来的对一个统治者生活观及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甚至也没有打破农民起义成功后裂土分封功臣进而又诛杀功臣的桎锢，甚至面对权力所带来的腐败毛泽东一度仍然茫然与无所适从，不惜在全中国发动一场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试图逆止权力腐败的蔓延，却又控制无力，”文化大革命”演变为中国一场新的浩劫。所谓发扬，是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及国家治理史的伟大贡献，他终生关心社会底层农民的生活，终生抱有让中国人人平等安居乐业的伟大理想并终生实践不渝，他也打破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的世袭观念与制度。毛泽东所以一度被中国人奉为神明，甚至在他死后30多年，仍然能对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发挥着强大的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的伟大力量及影响不能否认也不能被时光所轻易消磨。

（三）
中国当代还有一位成功地领导了农民起义又兵不血刃成功地夺取了政权的人物也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如果毛泽东领导的是现代农民起义并获得成功，因为农民起义的形式略有不同，那么他所领导的是与传统的农民起义有所区别可称为后现代的农民起义，这位人物就是中国台湾地区的前总统陈水扁。
陈水扁所领导的后现代农民起义与毛泽东所领导的现代农民起义有一些共同点，都是从中国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两者都熟知中国农民的力量并懂得运用农民的力量。所不同的是，毛泽东领导的农民起义采取的是暴力革命的方式，而陈水扁领导的农民起义却经过了民主的包装，以选票来定江山的方式。或许，陈水扁的方式更符合现代社会，更容易为现代社会所接受。
或许陈水扁先生不承认他是依靠农民起义夺取政权，但事实即是如此。另外陈水扁先生能在8年前当选，也有天时与地利的因素。说陈水扁领导了一场后现代的农民起义，是因为他登上总统之路的最大的成功就是抓住了台南地区农民的心态，大打本地人与外省人分化之战，台南地区农民人数众多，此一举成为他最大的票仓。另外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使他假以天时，而当时中国大陆对台湾政策的失误，又使他占尽地利。首先陈水扁要感谢李登辉，正是李登辉对台湾国民党的分裂，才给了他机会；其次，他还应该感谢中国大陆当时对台湾的政策，正值台湾大选之际，为了防止如陈水扁之类的台独分子掌握政权，中国大陆适时地对台湾进行恫吓，声称不惜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却激起了台湾人民的同仇敌忾之志，恰使陈水扁赢得了广泛的同情票。陈水扁假天时与地利，成功地发动了一场台南的农民起义，进而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可叹，从中国秦汉时期的陈胜农民起义到中国现代陈水扁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之后的症结始终存在，即统治者手中的权力对统治者人性的异化。曾记得陈胜初号楚王之时，其母曾劝诫其不要称王，言：”尔陈家为人佣耕，世代贫贱，倏尔富贵，恐为不吉。”果然，不久，因陈胜作为一个农民领袖的素质决定，称王后胡作非为，终被一为他赶马车的御者刺杀。
陈水扁登上总统大宝，所作所为又是如何呢？当年声称”如阿扁这样的佃农之子也能走向通往总统的大路，这是台湾民主的曙光”的陈水扁，在把握了权力之后，仍然不能摆脱权力对一个平民出身的人所产生的眩晕。”民主之光”的阿扁终于不能超越权力的异化，终于在权力中迷失。
阿扁又何尝不是一位优秀的人才，纵使沐浴现代之风，却也根本不能摆脱农民起义的桎锢。不论陈水扁的政治倾向，陈水扁毕竟代表中国台湾民主选举成功模式，我们曾为此欢欣鼓舞。然而陈水扁终于还是堕落了。这是台湾民主的陨落，也是陈水扁作为后现代农民起义领袖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