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湄 與“梅龍鎮”

作者：李莎莉（来稿，多伦多）

本人曾於“梅龍鎮憶舊“一文中提到梅龍鎮經理吳湄在文化大革命中遭江青迫害自殺身亡一事。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不足爲奇，但也許你會感到奇怪，吳湄只是上海一家餐館的經理，而江青則是當時的”國母”，她們之間究竟有什麽特殊關系，江青竟千里迢迢派人從北京到上海來“造反”，又她們一南一北，又是怎麽相識的呢？

遠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當時有不少對現實不滿, 對政府不滿的年輕人，感到前途茫茫，空有抱負，卻無法施展，雖不甘消沉, 但又不知何去何從，這些處於迷惘彷徨中的愛國青年，正遇到共產黨宣傳聞所未聞的馬列主義，共產主義，號召民眾建立一個沒剝削,沒壓迫,人人平等,能當家作主人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這正是年輕人渴望追求的社會，因此吸引了大批來自各階層的愛國青年。其中不乏出身於家世顯赫，書香門第，家產萬貫，學識淵博，不惜背叛自己家庭的愛國青年。他們擁護共產黨，參加共產黨，因爲他們認為，唯有共產黨能救中國，唯有共產黨才能實現夢寐以求的自由,民主的新中國。

家父李伯龍也為其中之一，他真心實意全力幫助共產黨，也頗得共產黨的信任。當有需要時會有位朋友（地下黨）來找他，小事則如：某某愛國人士，有意去延安或其他根據地參加革命需要資助（只是交通費和一段時間的生活費用而已）。一般來説此類資助很簡單，從不談及來龍去脈，資助之後，此事就畫上句號，到此結束。

約在1933-1934年間，此友告訴家父：“山東有位革命女同志要去延安，但不是直接去延安而是先來上海，因為此位同志是位演員，知道上海是戲劇文化中心，想借此機會在上海瞭一下後再去延安。“ 家父說沒問題。 但此次有異於前，過了一段時間，此友又來，並告知家父：“您上次資助的那位同志已順利來滬，目前她還在上海，因爲她已經聯係到劇團，並有機會參加演出，特囑我送上兩張票表示謝意，並請您務必出席觀看她的首場演出，並賜教。“ 同時還轉贈家父一張她的照片留念。我見過此相，至今還有印象，約16-18吋，黑白側面像，時髦油條式髮型，上款為藍洋（家父筆名），落款為藍萍。

最後此友還對家父說（應爲重點）“因為藍萍是外地人，上海人生地不熟，很難打開局面，如您覺得她尚是可造之才，希望以您在戲劇界的地位，能大力關照提携一下，因爲宣傳工作對革命極其重要，我們黨很需要更多的好演員。“

藍蘋參加演出的劇目為“娜拉”，劇場為卡爾登劇場（大光明影院隔壁）。是日家父如期前往，我記得家父曾數次提及此事，藍萍出場不多，臺詞也只幾句而已，但感到尚有潛力，又因那位同志以“愛國心”相托，決定盡力相助。

由於家父當時是抗日團體-“蟻社”負責人，主管文化部及屬下的螞蟻劇團，又與不少話劇團體；工華，同茂，職婦等劇團有密切關係，在戲劇界有一定影響力。而當時吳湄是劇團的臺柱，話劇界響當當的著名一流演員，為人熱情, 豪爽，并且也是“蟻社”社員，愛國青年，可靠可信，家父又與她相熟，因此決定托她，吳湄一口應承，定當不負所托。

約見後，當吳湄知道藍萍孤身一人在滬，她不僅邀請她與自己同住，生活上似姐妹般照顧（一切免費），業務上則全力相助，誰都不會想到她的熱心竟成了致命的禍根。

由於家父已托付完全可靠可信之吳湄，在工作上也無任何直接聯係的需求，與藍萍甚少聯絡，但因吳湄極其重視家父所托，不時向家父“匯報”，又當時演藝界圈子較小，藝人的一舉一動，都是引人注目的話題，并且藍萍接觸的朋友家父多半都相識，因此對她的情況也有所瞭解。數年後有位朋友告知家父，因藍萍認爲上海不適合她發展，因此決定去延安直接參加革命。家父對藍蘋之決定並不感到奇怪，演藝界對她之離去也感到不足爲奇，因為不少外地演員赴滬多半想出人頭地，一步登天變鳳凰，但在上海談何容易，夢想願望既不能成真，另找捷徑離去很自然尋常，也以爲藍萍在滬之事告一段落，儘管之後也聽到有關藍萍之事，聽聽而已，至於成了“江青”則感驚訝，當然距離更遠，遠至遙不可及，敬而遠之。

但似乎當年之藍萍沒忘記上海的“朋友”。文革時，家父被抄家很多次，但其中有一次很明顯的是來自北京，因爲他們一口京片子，紅袖章比上海的長，重點不是財物，而是資料，那張藍萍送給家父的“珍貴相片“此時被抄走。但北京紅衛兵之出現，家父為吳湄擔心，因為吳湄對藍萍在滬的情況最為瞭解，果然不久傳來吳湄自殺身亡噩耗。

友人自殺去世傷心難免，但對吳湄之去世，家父不僅感到傷心，致死耿耿於懷，責備自己，“ 要是我當年不介紹她們相識，也許…“

以上回憶源自家父生前談及之往事，供茶餘飯後之消遣。

有感：“一位演員的演技在舞臺上未能得到廣大觀衆認同，然在現實生活中，雖只贏得了一位觀衆的贊賞，卻使此劇頗具戲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