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災難警惕動亂
本报专栏作者:龐林
前言:善意警告；自認無法接受殘忍暴慄文字者，本篇請跳過。
說明:本文敘述歷史災難，含轉載趙英蘭教授著作，悲慘實景描述，瀋陽出版社「民國生活掠影」141p ~ 146p；章文《回顧民國災荒》同書「民國災荒、災民與賑災」災民痛苦。關心祖先故居地曾經發生的悲難，是人類高尚情感。這些災難並不是人民想要的，在赤縣神州也不是偶而發生，改革開放前還有全家只有一條破長褲，輪流穿著出門，據說二十年前還有人肉包子；造成這現象，許多人有責任，現在人民政府總算穩住了，應該珍惜並維護這成就。民主要依文化水平調整層次，參考前鑑，如果新撒旦無事生非，假藉民主顛覆民生成果，悲劇還會發生。穩住民生比民主重要，我們用歷史回顧說明文旨。
泛紅學者描述災難
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是老百姓最大福址。農業國農民在土地上辛勤勞作，生生不息，最盼的是豐收年景，最怕的是災荒連年，最苦的是流離失所，最怨的是生不逢時，最難的是自救無門。災荒引發災難，災民痛苦無盡，逃。一場水災，一場旱災，一次強震，一次疫症，足以使災區的人們房屋坍塌、百業凋蹶、青黃不接，餓殍橫野。面對洪水滔滔、面對赤地千里，面對殘垣斷壁，面對滿目蒼痍，災民們想的只有〝逃〞字，雖然有割不斷的鄉情，雖然有理還亂的愁緒，雖然茫茫天涯，不知何為歸期，但在頑災逞能之時，〝逃〞只能是惟一的選擇。
1931年1月19日，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報告:關中一帶及渭北各縣有兩百餘萬人飢荒餓死；慘絕塵寰，期間婦女及小孩被賣出四十餘萬人。陝西前年度曾連續旱災三年；全中國，因旱災、風災、雪災、雹災、蝗害、鼠災、瘟災，尤其是兵災等災難，相等三年多時間非自然死因，當時粗略統計，死亡人數超過一千萬人(1926至29年)。屬人為兵災最不值得，死亡數字陝西最大也最悲慟。唐朝懿宗時代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劉允章《國有九破》、《五去》、《八苦》全部在民國輪番出現。
怎樣逃亡啊！1928 至1930年大荒，「在破敗蕭索的村鎮邊，在塵土飛揚的官道上，到處流動著這樣的人群：赤身的孩子，襤褸的婦女，男人們背著或挑著破鍋爛絮麻袋水桶，無精打采地向前跋涉。」（李文海等著：《中國近代十大災荒》第187頁）由於信息不暢，農民逃離是盲目的，往往從一個災區逃到了另一個災區，失望和無奈可想而知；又由于交通不暢，災民挪步前行根本到不了目的地，而亡魂天涯。有幸能夠乘車逃離災區，情形也不容樂觀。由于交通阻塞，兵運繁忙，「候車的災民席地露天地長期困在車站附近的空場上，行李被騙走，婦女被拐賣，青壯年被誘去當兵為匪，老弱成批地罹病死亡。」（李文海等著：《中國近代十大災荒》）登上火車的災民，每一節露天車皮塞得滿滿的，沿途缺少衣被，只能喝髒水冷水。更糟糕的是，火車總是延期抵達，災民在車上只能〝食草度命〞（天津《大公報》1929年6月9日）即使這樣，還有更多的災民〝鬻鍋賣灶，傾篋倒筐，赴路候命〞（《解放前的中國農村》第2卷，第63頁），企盼逃離。更令人揪心的是，逃到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災民，往往被認為有碍黨國觀瞻，所以面臨的處境：不是十日內離境，押出境，就是資遣回籍或強制驅逐出境（《河南各縣災情狀況》）。
民國後，中國農村農民離村現象越發引人注目，一貫〝安土重遷〞的中國農民所以在這個時期大規模踏上〝離村〞之路，誘發因素很多，但天災戰禍和地方勢力的盤剝是農民潮水般遷移的主要原因。特別是頻繁爆發的災荒幾乎切斷了農民的一切生路。所以，對農民而言，與其聚臥一穴，相視待斃（《時報》1929年2月22日），倒不如遠走他鄉，討個活路。1930年代，各地都能看到飢民身影。關中飢民多渡河逃往山西、漢中飢民多向鄂、川遷移，部份災民逃東北。逃荒並不能根本救荒，那些逃荒無路，乞食無門，被逼到了死亡線上的飢民，選擇了綠林和兵匪，嘯集多股，鋌而走險。
饑饉歲月餓殍遍野
大災之年，災民遭到最大的威脥就是沒有糧食吃。民以食為天，滔滔洪水或炎炎烈日把農民們僅存的一點口糧化為烏有，剝奪了農民活著的權利。農民更多的是飢民，掀開記錄，那些大段大段描寫飢民悲狀的文字，令人久久不能平靜。《災荒打擊下的中國農村》一文中這樣寫到：南川因天旱，禾菜青草，同歸枯萎，飢民除剝樹皮挖草根以果腹外，每日復掘白土以充飢；同時痛苦著目前之飢餓，恐怖著秋收之絕望。（《東方雜誌》第31卷第21號）《賑務通告》中也有同樣描述：農民們始則採摘樹葉，參雜粗糧以為食；繼則掘草根樹皮，和秕糠以為生。（《賑務通告》，1920年12月25日，第6期，第38頁）以上描述中可以看出，對于飢腸轆轆的農民來說，樹葉、樹皮、草根、棉籽之類都是充飢的美味佳餚，大自然用淫威奪去了災民的生存希望，反過來，災民也在毀滅著大自然中本應生機盎然的生命，災民所過之處，剩下這樣的慘象：剛剛破土的野菜，萌生嫩芽的樹葉，轉眼就被挖光捋凈；楊樹、柳樹、椿樹和榆樹，都只剩下了枯枝，裸露著白杆，一片片地覆滅了。這是何等的慘狀！
然而在一切代用品吃盡、大地經赤一片時，人吃人的恐怖故事成為活生生的現實，每當大災過後，各地都有關于人相食的記錄。俗話說虎毒不食子，但飢餓打擊下的災民竟然比惡虎還毒上三分，煮子充飢成為災民的毫無人性的選擇。《國民日報》的記者寫到：道有餓斃者甫行作地，即被人碎割，血肉狼藉，目不忍睹。甚至刨墓掘屍割裂煮食，厥狀尤慘。（《民國日報》1930年3月1日）飢餓使災民們麻木殘忍到了極點，在他們看來，本人子女之肢體，若不自食，亦為他人所食，（《大公報》1937年7月7日）故多以嬰兒烹食充飢。（《申報》1929年4月28日）
枕骸遍野萬骨已枯
正當災民們〝賣妻鬻女流亡代載道〞的時候，以蔣介石為首的新軍閥正在中原大地膠著惡戰，為了一黨一派一軍的私利，他們與災荒一樣荼毒生靈，破壞安寧，製造死亡。如果說災荒在災民們的心靈上割開了深深的傷口，那麼當時的統治者不但不予療傷，反而往傷口〝撒鹽〞。這就是民國的社會現實。
死。大災來臨時候，有許多人還未來得及成為流民，就已告別了人間。這樣的記錄比比皆是，1930年陜西、甘肅等省，受災死亡者1萬人，1933年黃河决口，死亡1.8萬人（忻平等編：《民國社會大觀》，福建人民出版社，第472 ~ 473 頁）。1935年長江水患，死亡14.2萬人，1949年梧州西江大水，淹死約7萬人。（李文海等著：《中國近代十大災荒》）
對于那些淪為災民的人，相當一部份是最終還是走向死亡。在浩浩蕩蕩的流民大軍中，由于飢餓與嚴寒的無情打擊，死亡載道，已成普遍現象（河南民國日報1943年1月2日）。以下的文字和數字更能說明災民死亡之厄運：成年男女之因飢餓而斃命者與日俱增（銀行通訊，1953年，第4卷，第3 ~ 4期）；廣武縣從1942年11月至1943年3月，飢餓致死者有8372人（新華日報1943年7月7日）；火車上爬滿了難民，就像一條死虫身上群集的螞蟻ㄧ樣，難民們緊緊扒住他們所能利用的每一個把手或腳蹬，許多人由于過分虛弱而跌下火車，慘死在鐵路線上。在洛陽到西安幾百英里長的鐵路沿線，到處都是這些人的尸体（「美」格蘭姆．貝克：《從一個人美國人看舊中國》，第351頁）；犧牲在路上的難民，實在占一個很大的數目（河南民國日報1943年10月30日）．．．．．．這是令人心碎的記錄。災民在飢餓、疾病、疫症、寒冷的步步緊逼之下，死亡也許是最好的解脫。
自殺成為災民步向死亡的一條路徑。在災民當中毒死小孩子，或全家自殺，不再成為駭人聽聞的新聞（中國農民月刊1944年9月，第4卷，第4期）。對于災民自殺的慘象，當時的學者也給予了詳盡的記錄：蕭山有一老農飲濫鹵自盡；有二農婦投江懸樑自盡；嘉善投河的有五條命；浦江某鄉有某一農家11人同服砒霜自殺；潭陽某農在典什、割捨兒女之後，夫妻懸梁自殺．．．．．．（東方雜誌第31卷第21號）死亡並未能感動上蒼，新一輪的災荒正在悄悄逼進，新一輪的死亡又將開始。
黑雲寒風籠罩紅地
災民在飢荒荼毒、疾病、疫症、寒冷的步步緊逼之下，死亡也許是最好的解脫，轉載這篇人民悽苦悲愴文章，主要是提示發動戰爭的都是罪人，中原之戰前，國家已統一，斯時全國軍隊共84軍，約230萬人，裁軍有其必要性，誰抗中央的？理由夠嗎？中原之戰若閻馮李聯合張學良成功，戰況發展之結局是中國勢必再分裂，難道閻錫山總司令（當時馮李推舉）戰勝，就可以不裁軍？不體諒當時治國之困難，很自私！不過重點是誰是「最先」原罪禍首?誰使軍閥崛起?誰就是禍首！筆者以為，答案卻是梁啟超與蔡鍔、唐際堯。
康有為在著作「大同書」描寫人間有卅六種痛苦，述及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躲災難返鄉過程，目賭家鄉人民之悲哀，民間慘狀：戰爭寡婦思夫、孤子窮餓、老夫無衣、病婦無被、殘疾乞討。這等清末場面，在明末張獻忠、李自成綠林流寇就上演過，兩號人物都是民族敗類，實際在民國北洋總統被馮玉祥1924年10月驅下臺，陜西先上演，中原戰爭期間，軍閥甚至搶走西方人道救援糧食，抗戰期間寇砲火使逃難飢荒窮餓悲哀慘狀現演，大躍進時，有節奏的更激烈上演；不要再革命了，否則災難還會上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