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拉玛依为祖国献石油的日子(2)
几个月后，随着运动的发展，大家都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成了“革命造反派”。不过又因观点不同，分成“P派”（1026夺权好个屁）和“G派”（夺权好极了）。我是“G派”的，在校内只是普通一员，连“红卫兵”都不够资格参加。后被派到社会上去，支援社会上“G派”的“革命”组织：“八二七战友兵团”。在那里认得了兄弟院校安徽农学院派去的家虞，她也是“G派”的。文革前，她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我的普通话也不错。所以我们有机会一起在“八二七战友兵团”的宣传车上播稿件、呼口号，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朗读毛主席语录：“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之类。
家虞父亲是安徽医学院的教授。我们有相同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所以认识后很谈得来。谈起过去看过的电影、小说和熟悉的演员十分投机。我推着自行车和她边走边谈，从合肥市中心走到“安农”、“安医”，到后来她坐上了我自行车的衣包架……。看到我“头头是道”地分析“当前形势”，她要我去做她父亲的工作，不要“站错了队”。因为她父亲当时是“P派”观点。渐渐地我们由“战友”成了恋人。到了1967年夏天，两派对立到武斗一触即发，我们也就成“逍遥派”了。
分配始末
1967年底到1968年初，随着文革无限期的延长，大家的厌战情绪越来越浓。嘴巴不敢说，起码心里是这么嘀咕的。中央也可能对学生失去了“兴趣”。毕业分配终于提到了议事日程。据负责分配方案的省计委（省计划委员会，不是计划生育委员会）透露，我们无线电系毕业生的去向以省内各县为主。这个消息在号称“电五”（无线电系五年级）的同学中“炸开了锅”。
安徽大学无线电系在我们这一届以前，一共毕业了三届。所有学生几乎全部分配到北京、天津、上海和南京。当时，只有这几个城市才有无线电工业或研究单位。到了我们这里，要分到本省的各县，“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电五”同学们怎么也想不通。于是开始要造省计委的反。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派别的。
我们发扬“造反有理”的精神，去和省计委“理论”。记得，一次我们列队去了长江饭店，找到了省计委管我们分配方案的一个头头李某。我当时在造反派里什么也不是，但凭着过去的“底子”，也有时出头露面：整个队，呼个口号。为争取分配方案，我“义不容辞”地站在了前面，和李某“据理力争”。终于，省计委松口，同意我们联系分配去向，然后调整我们的分配方案。为此，组成了一个赴京5人小组。副校长韩托夫亲自带队出马。一名教师也在5人其中，他是当时系“革命领导小组”的头，后来成了校“革委会”的头子。三个学生代表是各个班分别选出的。二班选了我，可能是因为我多年当学生干部，同学们觉得我比较“出趟”。
（插曲：若干年后我从新疆调回安徽。在家虞叔叔家里无意中说起李某。李某居然和叔叔有来往。因为叔叔是安徽的一个医学权威，认识不少干部，包括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叔叔后来和李某提起我当年分配到克拉玛依一事，李某说：“那怎么不找我”。现在只当是笑话了）
韩托夫，上世纪二十年代就参加革命，曾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干部处处长。有他出马，让我们在北京见了世面：带我们去过朱蕴山（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家，住进了高教部招待所。印象最深的是，带我们品尝了他酷爱的北京豆沙包子。他用广东口音把豆沙包子说成了“豆夏包及”。
在北京我们跑了一些部，也联系过科学院等处。当时政府部门大都处于半瘫痪状态，没有一个部门立即给明确答复的。（但后来实际的分配方案里出现了北京、上海、天津和科学院的名额，仅天津就有十多个。可能都与这次联系有关）我们当时急了，就给其它可能与电子有关的部委打电话。石油部当时是军管单位，工作比较正常。我们去电话时，立即就叫我们前去洽谈。这一谈，麻烦就大喽！等我们回到学校，不久就听说，石油部一下子要我系毕业生二三十人。大庆最多，可能是十人。克拉玛依三人，玉门二人，还有山东胜利油田、陕西宝鸡等地。当时大庆和玉门离合肥约要坐一两天的火车，而克拉玛依则要三天四夜的火车，外加两天汽车。开头说到那个老师谈起克拉玛依的那个动作，以及为什么在同学们中有那么大的反响也就不奇怪了。
我当时并没有太担心被分配到克拉玛依去。更没有去活动争取分到“好”的单位。虽然我经常在同学中抛头露面出了不少“风头”，但决非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分配的紧要关头，我还是“依然故我”地沉缅于热恋之中，基本上不在学校里。对校内“如火如荼”的分配内幕全然不知。直到如今也蒙在鼓里。总之，我被分配到克拉玛依的理由，给我的印象是：我联系了石油部，“罪有应得”。分配到克拉玛依去的三人有两个共同特点：学习成绩都好，离当时“造反革命”的核心都远。
2006年在天津与维信相聚
四十多年后，一次我大学的挚友维信给我来电邮说：“同学们都记得当年你为大家作出的贡献。”维信是分配到天津去的。维信聪明好学、为人忠厚、踏实认真，在校成绩十分优秀。他不仅文笔好，还写着一手好字。好到了我常把他写的信当字帖来临摹。维信在天津成绩卓著，进入了“厅局级”序列。差一点像王兆国一样，被选拔到中央接班人梯队。还有一个同学当时分到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后来到美国留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定居美国。几十年后在电话里，他谦虚地对我说：“当年我分配去的地方应该是你去的。”
如今，我也定居加拿大、美国了，并且曾在当时辉煌一时的摩托罗拉公司，结合专业地，当了十年“Senior Engineer”。但，走过的路是多么漫长、曲折和艰辛哦……
大爱无疆
“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回到文章开头时的场景。我女朋友家虞，听到我分配到克拉玛依去后，就跑到我家来找我，安慰我。并给了我这句话。连我事先想好了的 “我们分手吧”还没来得及对她说。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这是何等的“大爱”啊！就是这种“大爱”陪伴了我一生一世，给予我生活的勇气和向前的力量，让我们走到了现在。
家虞父母都是从上海来安徽的，但绝无一般人们所认为的上海人的“势利”。在这决定爱女一生命运的时刻，没有一句话来阻拦。连一句叫女儿“你再好好考虑考虑”的话都没说。
我父母只能接受我即将远赴新疆的事实。父亲说：“孩子，去吧。”再多的话他也没说，也不能说了。他们多年来望子成龙、希望我在专业上有所作为的期盼，随着文革的到来早已成泡影。如今，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应付没完没了的“交代”没有人商量了，“检查”没有人帮着修改了……
我和家虞商量后，决定在我去新疆之前，立即结婚。原因不是现在的人立马可能会想到的未婚先孕。我们想的很简单：结了婚就可以用“照顾夫妻关系”为由，早点调到一起了。
“你可要好好想清楚了！”家虞到学校去开结婚介绍信，系秘书是这样告诫她的。系里怎么会想到：一个才二十出头的“教授千金”，一个不说是“校花”、也是一朵鲜花的她，却要和一个马上去新疆的人结婚。真是疯了。系总支书记还正惦记着把她介绍给自己的一个什么亲戚。
公元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我们去合肥市西市区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婚纱、没有婚戒、没有鞭炮……；只有双方父母的祝福：悄悄地一起在家吃了一顿饭，母亲在蚊帐上贴了一个她自己剪的双喜。两个父亲正在没完没了地写交代材料，随时等着去被批斗、进“牛棚”……。真可谓是“门当户对”了。
结婚照是有的，一张在合肥长江饭店照相馆照的两寸黑白照片。照片中我的眼泡是肿的，明明是舍不得分别哭肿的。家虞非说，我本来就是单眼皮、肿眼泡。（如今出名的男影星可都是单眼皮哦。像三浦友和、濮存昕和佟大为。）家虞的眼睛本来就大，还有两个天然酒窝，配上两个短辫，显得格外清纯、娇美。只是照片中眉宇间带着一丝离别前的忧伤。（后来，当我在克拉玛依采油二厂子弟学校当“工宣队员”兼教师时，几个年轻的女教师看到了这张照片。都惊奇地问：“你爱人是文工团的吧？”似乎这张照片彻底粉碎了她们原来可能有的“幻想”。）
开赴边陲
就这样，在新婚仅两个星期后，我和同学汪芳铭、桂宗烈出发了。在蚌埠转车，挤上了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在站台上“大海航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的乐曲中，心事重重地踏上了去克拉玛依“为祖国献石油”的征程。
几天几夜的硬座，总算到达了。出站后的景象让我们很吃惊。文革中的乌鲁木齐比合肥和我们出发前去过的南京、上海、杭州要乱得多。没想到“红太阳”照耀下的“新疆好地方”会乱成这样。火车站广场上，半天看不到一辆公交车。说来就来一大串。要么不停，呼啸而过；要么停下，不等门关好开着就跑。我们开始还犹豫着。后来看看，不“奋不顾身”是上不去了，就硬挤上了一部车。我们都带着行李。我把一个带提手的像长面包一样的旅行包（如今只有在电视剧里才能看到那种）夹在两条腿之间，站在车门口的台阶上。到了一个站，我就被推下了车。再回头上车，旅行包就不见了。我们三人刚到这个城市，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不知所措。只好去一个派出所报案。报案时，列出包里的东西，才知道损失是多么惨重：包里有毛衣、毛裤、在上海才买的“的确良”衬衫、还有其他大部分换洗衣服……。最主要的是结婚证书也在包里。我带着是为了证明已结婚，有朝一日争取“照顾夫妻关系”的。
一番周折，我们乘上了去克拉玛依的长途汽车。中间又在独山子停了一晚。这里有新疆石油管理局的一个大炼油厂。在这里遇到了安徽皖南大学物理系毕业、分到克拉玛依的一对夫妇。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们两口子在克拉玛依的小日子过得不错。2009年，我回国在苏州见到了他们。他们辗转了不少地方，包括驻国外办事处。干了一辈子石油的他们，已经“富得淌油”了。
在独山子的招待所里，住的是像学生宿舍那样的上下铺。被子不晓得盖过多少人多少天了。第二天，就发现身上很痒。到了克拉玛依后，脱了衣服，才发现了几个号称“老母猪”的虱子。这是我一生中头一次和虱子“打交道”。以前下农村只是和跳蚤“斗争”过。从此以后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衣服都要用开水烫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