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拉玛依为祖国献石油的日子(4)
克拉玛依气候干燥，一年到头几乎不下雨雪。夏天室内不热、气候干燥，日子比较好过。最可怕的是风沙和冬季的严寒。
位于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北部的克拉玛依，风沙很大，十天半个月就刮一次8级以上的大风。著名的魔鬼风神城堡乌尔禾，就坐落在克拉玛依市东北仅100公里。白碱滩离乌尔禾更近。一天我正在新落成的厂部俱乐部里看样板戏电影，突然俱乐部房顶一声巨大的轰响，接着传来一阵阵噼里啪啦的脆响声。我们意识到风沙来了，我赶紧告别同学往回跑。从厂部到703队部有条土路比走大路要近。土路是用土堆成，路两旁的沟把路与戈壁滩区分开来，平时可以走人或骑车。我沿着土路向队部走。一阵阵风沙像飞刀剑雨一样地袭来，眼睛实在睁不开，就摔倒在路边的沟里，只好爬上来再继续走。就这样，边爬边走，完成了这一千多米路。这是我一生中走过的最艰难、最难忘的路。回到宿舍，我的眼眶和耳朵里全是泥沙。宿舍里的桌子上、被子上已是薄薄一层细沙了。
克拉玛依的冬季非常冷。一次我做了个实验：在一个铁桶上吐一口水，看着看着就结成了冰。我们的宿舍没有下水设备，我们洗完脸或脚的水都顺手泼出门外。夏天很快就干了，冬天就结成了一片冰块，方圆好几米，开春后要很长时间才化掉。严冬最困难的就是“解大手”，要在四处通风的蹲坑式厕所里迅速地“结束战斗”。另外还要先“处理掉”粪池里粪便形成的尖塔。
在工作以后住的宿舍里，虱子、跳蚤都已绝迹。但是，一天我翻开多日没动过的“枕头”，却发现了大部队的“坦克”，臭虫。“枕头”是一些暂时不穿的衣服叠成的，时间长了不动，就成了“坦克部队”的营地。臭虫喜欢干燥，特别是冬天我们烧天然气的宿舍。以后我就不时地发起一场对“坦克”部队的战役，不让我的青春热血被吸干。另一个没想到的是“四害”之一，蚊子。原以为在克拉玛依这么高寒、干燥的地方，是不会有蚊子的。谁知这里的蚊子特别大、特别毒。虽然为数不多，但危害极大。我身上被蚊子咬的肿块要几个月才能消掉。
寄托思念
同学继汉来信了。他担心我能否经受分配对我的打击。在信中借用一句话：“鹰有时飞得比鸡低，但鸡永远不能飞得比鹰高。”来鼓励我，让我十分感动。这句话出自《克雷洛夫寓言》，文革前很有名，因为列宁最爱引用。每当我情绪低落时，想起继汉的来信就让我心里舒坦一些。继汉分配在南京孝陵卫南京部队空军，搞雷达。由于分到部队，后来农村户口的爱人和孩子都得以“农转非”。我真为他高兴。若干年后，他出差到合肥，给我儿子带来了一套真正的解放军五角星帽徽和红领章。别提孩子有多喜欢了。我们一家人都不时地提到他，从我母亲到我妹妹。只是老讲不对他的名字。他名字的发音和“成吉思汗”只差一个字，他们老叫他“思汗”。
在克拉玛依的日子里，对我最大的挑战是想家，特别是想念结婚不到两星期就分别的妻子。唯一寄托思念的方法是写信。我们写信的频率是一周两封。由于一封信要一个多星期才能收到。所以不等收到回信就要写下一封。这样同时有几封信在路上交叉着。如果这数以百计的信保留至今，该有多好！信不会那么准时的，有时等了几天都收不到，真让我坐立不安，心乱如麻。搞急了，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乘班车到克拉玛依邮电局打电报。当时发电报是每个字三分半钱，其中包括半分钱的译码费。为了省这半分钱的译码费，我买了一本译码，自己把电文事先译成中文莫尔斯码。如“爱你”的“爱”译成“4293”……
在站稳脚跟后，我曾去厂部要求把爱人调来，因为我看到有家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们一家一户地小日子过得还很“滋润”。厂劳资科的回答是：“我们这里靠近中苏边界，地处反修前哨，现在不能接收女同志。如果你要有地方接收，我们可以放你。”这样把爱人调来克拉玛依的路就堵死了，却也释放出一丝调回安徽的希望。可是在那动荡的岁月，找地方接收谈何容易。
“政治”任务
一天，队里突然紧急动员献血。原因是我们班胡师傅的儿子得了重病，急需输血。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献血的队伍。经化验，我的“O”型血符合献血条件。就这样，一个“臭老九”“张英俊”的400cc青春热血流进了工人阶级下一代的血管里。虽然献血后有点乏力，但我的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到在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又有一天班长交给我一个“政治任务”：要在值班室旁泵房的墙上写上毛主席诗词。班里，数我的文化程度最高，师傅们写自己的名字大都是东倒西歪的。这件光荣的任务“非我莫属”了。我先在好几平方米的一面墙上刷上底色。再按照毛主席诗词手迹本，用铅笔，照葫芦画瓢地描出诗词中的每一个字。最后再用漆把字刷填好。忙乎了好几天。由于美术功底不错，我摹写巨型毛主席诗词的水平，从色彩搭配到字体都是第一流的。得到了一致称赞。不久，我就“高升”了。
火头军师
事情是到克拉玛依一年多后，703采油队的队长方加华找我谈话。方加华当年已快五十岁，是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党员，一个矮小的广东人。平时他并不那么“突出政治”，只一心抓生产。造反派时不时给他还找点麻烦。现在回想，文化大革命折腾了那么多年，国家还没有完全“败光”，就是因为还有千千万万像方加华、徐蜡林这样的基层干部和工人、农民支撑着。他找我谈话，是征求我意见：愿不愿去703采油队食堂当管理员。因为随着副食供应越来越差，群众对食堂的意见很大，总对食堂的账目有怀疑。要找一个大家信得过的人，于是找到了我。我也就答应了，毕竟是组织上的信任；再说工作条件也比当采油工好一些，每月伙食费只要12元，还紧吃。
703采油队食堂主要负责本队一百多人的吃饭问题。中餐人较多，有七八十人吃饭。早晚主要是供应单身，有家的师傅都在厂部家里吃了。夜里有人值班，要供应三班倒半夜下班的工人，还要准备早餐。食堂连我四五个人，要能排得开三班倒，管理员也必须身兼炊事员了。比一般炊事员多的事就是管理账目、饭菜票和食堂物资。
我走马上任了！除了熟悉管理业务外，当务之急是学会做饭，而且是做几十人的饭。第一天我是和周季余师傅一起上白班。周师傅，五六十岁了，当时我觉得他已很老了，扬州一带口音。可能是继承了家乡的传统，炒菜手艺不错。可是有“历史问题”，平常小心翼翼，说话不多。大家也不拿他吃劲，包括我自己。其实，在食堂里他对我的帮助最大。现在想起来，心里不是滋味。一个炊事员能有多大的历史问题？难道真是“潜伏的特务”？我看不像，都是因为当时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
为了准备做午餐，我开始洗菜、切菜。看到周师傅切菜速度很快，都是用刀“哒—哒—哒”地在案板上剁，我也就快速地剁起来了。几分钟后，正在我得意之时，我的左手食指被切了一个口子，鲜血直流。后来逐渐地我才悟出切菜也是要有功夫的。当右手握刀切菜时，左手放在食物上，指头弯曲；要用中指第一个关节顶在最前面，食指要往里内扣；切一刀，左手往后均匀退2毫米。一段时间的磨练，我的刀工总算过关了。有时候一次切几十斤土豆、洋葱，能剁出“哒—哒哒—哒—哒哒”马匹奔跑时发出的节奏声；觉得特别有动感，真过瘾。另一个关键技术是做馒头，包括发面、加碱、揉馒头。那时没有发酵粉，是用面头发的。发好后，要加碱水中和。加少了馒头酸，加多了馒头发黄。最后还要把一大团面揉成一个个馒头。周师傅教会了我双手揉馒头。揉馒头一定要把面揉透，双手各握着一个面团，在面板上滚动地揉，揉得馒头面上光泽，里边卷成层为止。最后滚一下，让两个面团站起来就是两个白嫩的“半球”了。在食堂做馒头不像在家，要做到馒头大小均匀。所以揉馒头时，双手对大小要有感觉。大了要掐掉一点，小了要补上一小块。我们还不时地用秤去秤馒头，确保不缺斤少两，也不会亏本。此外，还学会了用锹一样的大锅铲炒菜，大锅的锅口有一米；学会了用铁盘子做玉米发糕，放在天然气上烤熟；学会了用压面机压面条；还有包包子。这些厨艺让我受益终身。
“运筹帷幄”
还有一点，我感悟很深。一个小食堂的炊事员做事必须要有条有理。你想，你一个人要面对那么多人的准时开饭。干的、稀的一样样到时都要拿出来。这真是要有“运筹帷幄”的头脑。在我后来的专业生涯里，学过、写过各种程序，从BASIC到FORTRAN，从C到C++都没有难倒过我。不知是不是当过炊事员的经历在“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了。这当然说得太玄乎，有点吹了。
食堂里工作，最脏的活是喂猪和打扫猪圈。这些事我都干过。有一次猪病了，几天不拉屎。我还跑到克拉玛依市里去买药，回来后和徐蜡林师傅一起给猪灌药。徐蜡林师傅这时不知什么原因，也来到食堂成了我的“下级”。他的到来更说明领导对食堂的重视。我对食堂的管理工作也渐渐熟悉，每天清点饭菜票，定期将饭菜票送到厂部总食堂。因为饭菜票由厂部出售，全厂通用。厂部总食堂定期给我们送食堂物资。有时要我们自己去取，我曾赶着厂部总食堂的毛驴车把东西拉回来。每月还要盘存，下到地窖里（那时没有冰箱），把物资分门别类地秤一遍，然后公开账目。
我严格要求自己。即使是同学来了，吃饭也没有少要过一分钱。队长方加华来买饭，我也绝不会多给他一块肉。
我只“腐败”过一次。那天食堂里杀猪，蒋根宝师傅把猪宰了。他在猪腿上划了一个小口，再用自行车的打气筒向里打气。猪全身都鼓起来了。我们把猪抬到大锅里，用热水烫。让我真正看到了什么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热水烫过，猪毛就容易去掉了。然后再开膛，取出“下水”等等。以前光知道猪肉好吃，没想到：猪好不容易养肥了，杀起来还那么复杂。猪杀好后，蒋师傅从里脊上削下来一条肉，当即炒了一盘；我们几个炊事员几筷子就“消灭”了。师傅们说这是传统。我也不好反对了，而且也吃了。一吃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刚杀好的猪，肉是太鲜了。对我来说，吃这样鲜的肉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结论是：要想吃到这么鲜的肉，就要去当炊事员或者当杀猪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