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拉玛依为祖国献石油的日子(5)
逢场作戏
正当我在食堂忙乎时，厂里要召开“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层层要推选代表。703队毫无争议地把我推上去了。我的材料当然很“生动”。一个大学毕业生当了采油工，尤其是还当过炊事员、喂过猪、赶过毛驴车。为写材料，我从“毛选”上找语录来“美化”自己是如何改造的。例如，选用了毛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来剖析自己。当时的风气就是：知识分子尽可能糟蹋自己，吹捧“工农兵”，这样来表示改造好了。分在输油队的汪芳铭，也被他们队选成代表。主要的事迹是搞了一个会奏“东方红”的设备：输油队每次输油打开开关后，一个唱机首先自动唱一遍“东方红”。当时没有磁带录音机，更没有可存MP3音乐的芯片。要用唱针唱片来自动实现这个功能，确实是不容易“滴”。可是汪芳铭同志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照耀下”实现了突破，做成功了！当年的安徽大学无线电系“真不简单”，一下子培养、并向“反修前哨”输送了两个“学毛著积极分子”！
其实当时我和芳铭也就是“逢场作戏”，丝毫没有头脑发热。我们私下讨论：这可不能吹大了；如果在这里“红”了，我们就不可能结合专业搞无线电，更不可能调回去了。这样，我就在厂一级停了步；芳铭可能还上了一级，去开会、登了报。当时我们如果有政治野心，再加上学会“来事”，说不定就此爬上去，进入“政界”了。不过那不是我和芳铭的本性。
为人师表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又“高升”了。70年下半年，根据当时的形势，厂里要向子弟学校派“工宣队”（全称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突然通知我作为工宣队员调到学校。我当时是工人编制，作为工宣队员也未尝不可。其实，厂里有他们的小算盘：名义上是工宣队，实际上是叫我们去教书。厂子弟学校那么多职工的子女，包括各级领导的子女；何尝不想找正宗的大学毕业生去教他们的孩子。采油二厂子弟学校其实是一个带帽子的小学。我去后就到初中部教物理，还教体育和音乐；并兼一个班的副班主任。物理和体育都不是问题，音乐有点麻烦。音乐其实就是教唱歌。老歌是不能唱的，都是“封资修”；必须唱“革命”的新歌。我从报纸上，找到了当时最新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红旗渠》的插曲，歌名是《定叫山河换新装》。这首歌因其旋律优美激昂，得以在全国广为传唱，成为那个年代群众文化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合唱曲目。当年，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对国际友人说，新中国有两个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我把简谱和歌词用大字抄在大纸上，钉到教室的黑板前，一句句地教唱：
劈开太行山
漳河穿山来
林县人们多壮志
誓把河山重安排
心中升起红太阳
千军万马战太行
毛泽东思想来统帅
定叫山河换新装
我不会乐器，只能用嘴一句一句教唱。先教歌谱，再教歌词。我唱一句，学生唱一句。大家一身是劲，一堂课下来，我和学生都唱得口干舌燥。说来，我的这点音乐才能还是家虞“开发”的。在那当“逍遥派”的日子里，我手抄了一个歌本；在家虞的指点下，我“通读”自学了一本《简谱教程》。学完后，我上下拍着腿，也能学唱新歌了。当时《长征组歌》是我的最爱。最喜欢用那“浑厚的男低音”唱上一曲：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
魂牵梦绕
在克拉玛依的三年里，我回了三次家。所以在新疆的“高工资”都“铺”了铁路。第一次是去克拉玛依不到半年。想家想得实在憋不住了，于是请事假回去（不发工资）。为了节省时间，我从克拉玛依乘飞机到乌鲁木齐。原本两天的汽车，乘飞机仅两个小时。那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是一架安-2型的小飞机，仅可容纳乘客十来人。由于飞机在空中颠簸太大，我晕机吐得死去活来。从此再也不敢乘这种飞机了。家虞那时已经分配，分到淮北五河县沫河口三铺农技学校。从蚌埠市坐船一两个小时，下船后还要步行十几里路。五河、泗县和灵璧当时因为生活艰苦被称作为“540高地”。
第二次是去新疆一年以后的1969年下半年。我是请探亲假回去的。（新疆石油管理局规定：职工两年一次探亲假。满一年就可请第一次探亲假，以后要过两个年头。）到家时，我父亲刚好和一批“牛鬼蛇神”、“走资派”从安徽全椒农村劳动回来。当时六十岁的他已经重病在身，在农村滚稻草、睡地铺，还要劳动。父亲早在1954年就被整。由于生性耿直，审讯时绝不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也不乱咬别人；结果被冤狱一百多天。在大牢里，还要像牲口一样，干推磨之类的重活。当时就患上了肺结核和胸膜炎，差一点送命。后来总算幸运，上面发现是冤枉他了，告知无罪，并把他送到南京鼓楼工人医院治疗。病好以后颇受重用。从此父亲就一直认为“共产党好，不冤枉好人”。所以“反右”这关就过来了。没想到“文革”这关过不去了。由于身上残留的结核菌顽固，加上在全椒农村劳动干活劳累，他的左臂肘关节患上了骨结核，流脓不止。那时，看到他又瘦又黑，肺功能不好，经常哮喘不止，我心里难过极了。
岳父大人那时日子也不好过，正在凤台县马店劳动；岳母则下放“540高地”的灵璧县。在我回去探亲期间，和家虞辗转前往凤台去探望了岳父。当时安徽医学院的教授们住的是农村学校学生的教室。一间教室里放满了上下铺的床，中间勉强能侧着身子走。据说他们从合肥开赴这里时，行李都放在架子车上，由身体好一点的教授步行百里多拉去的。其中就有文革前安徽省唯一的体育教授，后来成了我岳父亲家的马凤阁教授。岳父身患心脏病，心房纤颤经常发作；而且眼睛高度近视，生活不能自理，连剪指甲都看不见。家虞含泪帮父亲剪了手指甲，又剪了脚指甲。监督他们的工宣队怎么也不理解：这些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子女为什么和父母那么亲。
团聚是幸福的，但也是短暂的，我们又要面临漫长的离别。光明的未来对我们来说，太远、太飘渺了。我们在蚌埠市分别，从那里家虞要乘船去五河，我即将登上去新疆的火车。离别前夜，我们相拥在一间小旅馆里，几乎一夜未眠。家虞说：“这次如果我有了，孩子我们就取名‘离儿’吧。”
初为人父
1970年夏末，“离儿”诞生了。孩子并没有真叫这个名字。毕竟“离”字太不吉利了：不是用于“离别”，就是用于“离婚”。家虞先是挺着肚子，后是带着孩子，奔波于合肥与五河农村之间，其艰辛可想而知。在三铺农技学校，住的是一间简陋宿舍，四处通风。冬天家里结冰不说，晚上门还经常吱吱作响；不知是风吹的，还是有邪念之人所为。听说了这些，我在克拉玛依只能干着急，度日如年地过了好几个月。1971年刚过元旦，我离上次请探亲假已经过了两个年头，得知我可以请第二次探亲假时，我立即便请了探亲假。终于见到了已经四五个月的女儿。看着孩子那张小脸，我酸甜苦辣齐聚心头……
当然这次回去不能只顾儿女情长，主要任务是要让调动实现“突破”。父亲那时已被“解放”，处境已经好一些了。我帮父亲给单位写了报告，要求把我调回合肥。理由是身患重病、身边没有子女。单位批上了“情况属实”。我们知道，这种报告只能是给后续的努力提供原由而已；如果没有省里的人事主管部门出面是没有用处的。最后只有靠家虞叔叔的关系了。他亲自带我去找了当时已“解放”的一位副省长，跑了好多趟。最后通过省民劳局（全称是“民政劳动局”）在有关报告上批了字：“同意联系接收”。
带着能调回安徽的一线希望，我和家虞又要分别了。这次我们的小家已经是三个人了。我在去新疆前，要把她们母女两人送到沫河口三铺。从蚌埠去沫河口的船，每天只有清晨一班。头晚，我们住在蚌埠卫校家虞表姐的宿舍里；家虞表姐当时下放，宿舍空着。我们三个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为了不挤着孩子，我的半个身子在床外，这样熬了一晚。第二天天不亮，就爬起来乘船。在沫河口下船后，走的十几里路就更艰苦了。我一头挑着行李、一头挑着给孩子用的小藤床。家虞抱着孩子跟着走。走得累急了，就把小藤床放在土路上推上一段。但路不好，小藤床也只是竹藤结构，经不起一直推下去，只好又换成挑。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熬到了三铺学校。两天后，我回新疆。先要去蚌埠，又经历了一场大雪。从三铺到沫河口的茫茫淮北雪原上，我留下了无数深深的脚印，几次差点埋在雪坑里。但，这一切和家虞所要面对的生活，简直不足挂齿……
心想事成
当新疆石油管理局收到“商调函”后不久，厂劳资科就通知我说：“你可以调回安徽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决定之所以这么快，是因为他们以往没有处理过这种既跨地区、又跨行业的调动；把“商调函”作为“调令”来处理了。不过，厂里有个条件：希望我在学校多干些日子再走。几个月后，厂里没有失信，没等我去催问，就通知我办理了调动手续。
我在采油二厂子弟学校的时间不长，但和学校的师生们相处得很融洽。要调动离开的消息引起了“感情波澜”。我兼副班主任的那个班给我开了欢送会。欢送会上，全班学生哭作一团，包括班里维吾尔族的“巴郎仔”，我也感动地流下了眼泪。真让我体会到了：人间处处有真情。
1971年6月，我告别了新疆克拉玛依，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安徽。但由于我调动手续不全，安徽省民劳局差一点把我打回新疆去，限定我立即找到接收单位。在联系接收单位时，因安徽大学军代表作梗，我回不成母校无线电系；又因为有“港台关系”，也去不成安徽省电视台。最后，还是家虞叔叔出面，省民劳局总算把我安排到淮南市化工机械厂，去做电工。于是，我开始了又一轮的蹉跎岁月……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我听到或唱起《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时，都会感到亲切和激动。
后记：
我调回安徽后，听说徐蜡林师傅在一次武斗中死了。没想到徐师傅没有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却倒在同是工人阶级自己弟兄的枪下或乱棍中。是谁作下的孽？
1975年母校无线电系终于把我招回。力主把我调回的是文革中曾“靠边站”的张健书记（她是文革中“被打倒”的安徽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张行言的夫人）和戚作均教授等一些老师们。
1974年底，父亲病重去世。享年仅六十五岁。死于肺功能衰竭引起的肺心病。没等到儿子回安徽大学无线电系搞上专业。也没等到“四人帮”倒台。
1980年初，岳父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也仅六十五岁。没等到爱女家虞调到合肥身边，也没等到1984年我赴美国进修。更没等到他最喜欢的外孙女“离儿”1994年去美国读硕士。
同赴克拉玛依的同学汪芳铭在我之后调回安徽，但比我先去安徽大学无线电系任教。后来移民加拿大一直从事专业工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如今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两家仅相距五分钟车程。自1961年我们开始同学算起，我们有五十多年的患难之交，实属难得。
无线电系“克拉玛依三剑客”之一的桂宗烈，後也调回了安徽。不久死于一次意外。我和芳铭十分为他惋惜、为他悲痛。相聚在克拉玛依白碱滩厂部的情景历历在目……(完)
2009年去安徽大学看望张健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