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哲：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 (2)

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城市老爷卫生部不为人民服务。赤脚医生到大医院掺砂子，我兼西安二院党委副书记，特别左。那时我已担任了延川县副县长、延安地区卫生局长。我就拿出红卫兵的劲头，采取颠覆性政策，大医院大夫每年下农村半年。

这娄子捅大了，拆散家庭，惹了无数人。后来揭发批判我的主要是这些医院，说我上任时宣称：我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其位必谋其政！开着１３０改装的救护车下乡，车是吴德送的，全国就两辆，可以在汽车里做手术。

几十年后我回到农村一看，比我在的时候更坏。当年的赤脚医生全到城里大医院，当院长当主任了。农村还是缺医少药，你怎么衡量这个成功？

在农村什么事都有，你什么病都得治。开颅手术不是我主动做的，（病人）他放炮的时候，把一个骨头整个炸进去了。如果不撬出来，一打鼾，离死就不远了。去城里来不及，在我这儿就直接打开大脑办了。

最火的时候，好几台手术同时开始，流水作业。五、六个农民一字排开，肚子都豁开，然后我戴上手套依次咔咔几下，“缝！”

这时抱出一个孩子：“赶紧，没气了！”喉痉挛，人憋成紫蛋了。我捞出一个扎腰的手术针，咔嚓一下扎进气管里啦。气管太细，全是痰。赶紧把一个导尿管插进去，叫助手彭炎：赶紧吸！

大概是１９７４年，中央科教组派专家团到乡下考察我。北京第二医学院的副院长教授李光壁（音），带着各科的十几个专家医生教授来了。

他们到我窑洞一看，全是外语书，西安影印的英语医学杂志。写的病历大部分是英文的。我的女朋友懂英文，我一天背１５０个单词，通信全用英文。

李光壁啪地抽出一本：你还学德文呐？念念。他是留德的，浓眉大眼，很凶的样子。我念了一段，他没听懂一个字。我是按英语发音念德文的，没有人教我。他问，上面说的什么？我翻译了一遍，全对。

但看手术是最严格的，他们都是国内顶尖的临床医生啊。他们不相信在这么简陋的窑洞里能做这么大的手术，中国医学科学院黄家驷老院长就站在旁边。我大概是全国知青典型中唯一接受专业考察的。

他们这些主任们就很震惊，回来给科教组写了个报告，转发全国。黄老把我列为吴阶平主编的《外科学》的正式编委。成为周恩来主抓的中央针刺麻醉领导小组成员。

回来就出名了，一大帮中央北京医学院大夫来，一大帮本地赤脚医生来实习。我们自己种地，制药、盖房子。村里住满了来看病的老乡，一大片人，非要我摸一下不可。

报纸、小说、电影，还被编入小学和中学的语文课本。北京电视台拍片，新影专题片：赤脚医生孙立哲。电影不是《春苗》，叫《红雨》。

原来我的名字是“喆”。人民日报登曹古溪写的文章时，没有“喆”这个铅字。人家有文化，说古代“喆”“哲”是通用的

19７６年唐山大地震，头一辆进入唐山的卫生列车，我是几百名医护人员的医疗总负责。半夜进到丰润，到处是伤员，臭极了。我们唱歌、抢救、手术，一列车伤员，拉到萧县。

最早是１９７１年，县里派人找到我：你是孙立哲吗？让你参加一个回北京的汇报团。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居然第二天让我去延安。

内容先试讲一次，行医怎么学毛选？把我难住了，毛选没学，哪儿有工夫啊。北京写作组几个笔杆子熬了好几夜，听各种消息，给我编了一个稿。

我一看，没法讲。讲第一次做手术，把贫下中农肚子打开以后，耳边响起毛主席的教导：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顿时心中充满了力量，快速找到了破裂的胃，把穿孔迅速缝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响彻云霄。

这哪儿跟哪儿啊，纯说瞎话。这肚子打开了，我啊怎么想？满肚子血呼呼地直冒，找不着伤口啊，心里直冒凉气。

然后心里发生巨大障碍。我从小有一个大问题，我大结巴，能说话，但是让我演讲，没有实话就没法讲。

那天晚上在延安地区招待所，也就七八十人，听我试讲。我就讲了三句话，喝了三暖壶水。以后结巴到一个字也讲不出来。一个是紧张，一是纯假话。

主持会的也愣了：这要当先进不就出娄子了嘛，不会说人话？！这是送回去还是接着讲啊。北京说，学习毛选树立的典型我们最生动的就是他了。找我谈话，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对着大树，赶紧练，念稿。

这时出娄子了。一个老头追到延安来，哮喘发作。我大树底下，稿也得念，病也得看。拿长针扎，一紧张，把肺给扎漏了。我浑身发软，什么设备都没有，赶紧找我的大针管，一针扎到肺里，用负压吸。

我就一边念着这稿子，一边抽，这老先生真行，出不来气，坚持着。抽了一天多，稿子给生背下来了。为什么呢？没有活路了，我要被遣返农村，我心里扭曲啊。但意外的收获是，结巴治好了。

到北京讲座，开始是背稿。后来就脱稿。讲真事就生动了，我从一个字不会说的大结巴到口若悬河。到什么程度呢？一天三场，一个月１００多场报告。敲锣打鼓，夹道欢迎。

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７４年３月５日，全市纪念雷锋多少周年。工人体育场是主会场，全北京２８个分会场，几十万人听。吴德主持，谢静宜开幕讲话。两个发言的，我是代表农民的，工人代表是马小六。

谢静宜说讲得好，高校讲了一遍，各医学院医院敲锣打鼓抢。在清华附中也讲，常振明就在下面听着。这触发了第二次下乡高潮，很多学生坚决要求去延安，一部分就是叫我忽悠的。

这个（影响）还扩大到国外。我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欧洲和非洲，那时出国是很罕见的。１９７３年访问法国，穿着中山装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像个怪物。我对西方的发达感到震惊，隐约觉得中国要出大事。

1974年，省委书记约谈我：中央出文件了，点了5个人的名，邢燕子、侯隽、朱克家、孙立哲、程有志，树为扎根农村典型。1974年知青会议，毛泽东圈阅文件。在几千万知识青年群体里，五人被树为全国的榜样。又通知填表，我和团省委书记韩志刚两个人一起为候选团中央委员。

开大会和作报告成了我的新“专业”。在报告团里我和其他几个报告人就熟了。侯隽和邢燕子就说：小孙啊，赶紧找一个农村的，赶紧结婚，才能表示你扎根农村。侯隽还专门到延安劝我：“丁爱笛找了农村的结婚啦，好。这才叫扎根，光口号不行。”

我当时有个女朋友，但没敢暴露，是在美国喝洋奶长大的。她在舞台上主演李铁梅，没有卸妆，就来找我。你想，那个年代，光秃秃的黄土山、黑乎乎的土窑洞，突然出来个这么光彩照人的女孩儿，直接就是“我爱你”，那不是闹着玩儿的。

跟她分手，纯属政治上的压力，她父亲是原国民党驻美国的总领事，起义回到中国来了，又打成右派。让我扎根农村，是省里的光荣，怎么能让你找这么个危险家庭的？

我别提多后悔了。我那时虽然已做过上百例结扎，但没经过感情萌动。我也没有找农村的。我心里最想的还是上大学。下农村，我带的箱子里全是书，几乎都看烂了。那两年推荐和考大学，我到县里考得相当好。虽然没公布成绩，那绝对。

北京医学院和北京外语学院都录取我了。因为我的英文也挺好。那时我已经是延川副县长了，当赤脚医生后，又订阅了西安影印的英文医学杂志，加上和女朋友秘密写信，写的都是英文。北外招生，主要是面试：没想到这么好，要了，高兴坏了。

在北京巡回讲演时，迟群和谢静宜几次把我叫到工字厅谈到深夜，谈教育革命怎么搞。那时张铁生交白卷已出来了，我还是想上大学。她说：“你的案例对教育革命是一个很大支持。旧教育制度下，人越学越蠢，越学越死。你是实践出真知，不用上学，比他们上学的强得多。” 指我没上过学，但医学院毕业的专科大夫们都跟着我手下干。

谢静宜还是挺女性的，狂也是女人那种狂，和江青挺像，说话特厉害，出口的话就是命令。在北京工体大会，几十个分会场几十万听众，她是报告会主持人，是代表北京市委、团中央的。说我的例子和张铁生的例子，就不用上大学。我心里凉了，想上学也没法说了。

她让我给清华和北大两校作报告，还建议我和张铁生一起去全国巡讲。我借口村里几百号病人等着我，先回村去了。幸亏没去，去了就娄子了，张铁生后来判刑十几年呀。

1975年延安知青代表会议。我执笔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陕北医疗太落后，有彭延、马向东等六个赤脚医生签名。怎么交？我说我有办法，由谢静宜转交江青。

后来一个大的转折使我完全灰色了。毛泽东去世，在大医院悼念。我和一个管广播女孩儿聊了一夜，被书记听了墙根。第二天紧急会议，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关灯？怕影响别人。谈什么？谈人生理想，革命、人生、个人转折。有无恋爱？死不承认。

实际不是一般好感，她是大家闺秀，非常漂亮，照片上了大型照相馆橱窗。在毛主席逝世期间敢谈恋爱，你研究过吗？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涉及到她的人生名誉、我的政治前途。

接着“四人帮”倒台，人们欢呼，我受审查，中央领导人批示，说我是卫生战线上的“四人帮”爪牙。村里知青全去高考或招工，就剩我一个啦。我性质变了，政治上垮了。我想，这回踏实了，扎根吧，别聊别的啦。

太难受了，在村里房东家喝闷酒，两瓶半西凤酒、一瓶半葡萄酒，一口气干完，后来都没味儿了。不省人事几天醒来，皮肤和眼睛金黄，村里赤脚医生娃子说你咋变成了金丝猴。送到延安医院一查，黄疸指数二百多，诊断亚急性肝坏死，死亡率97％以上。大量打激素，把糖尿病也打出来了，眼睛肿成了一条缝，站也站不起来，人都毁了，成了猪一样。

出院以后，回清华家里，拄着个小棍儿，慢慢腾腾地迈着方步，脸肿着。听到的都是发小们上大学的消息，邻居小悦、小茁兄弟俩一起考上了清华，华苏（华罗庚之子）、籍传恕也上了清华，庞沄上了钢院，周围的人都上大学了。我连考试都不能考。

有一天正在清华家里，寄来了一个箱子，毛主席逝世时结交的那位女友把我给她的书和信都寄回来了，倒霉的事扎着堆来，心情跌到人生的低谷。想钓鱼散散心，很长时间才能走到荷花池。我挖蚯蚓连铁锨都拿不动，让爸爸帮我挖。我都二十好几了，看着一帮七八岁到十来岁的孩子，粘蜻蜓，粘知了，他们有身体，有未来，个个比我强。命运不知要把我带到哪里?

有一天我的外甥来了。他第一次钓鱼，就钓出来一条半斤多的鲤鱼，平常我只能钓上很小很小的鲫瓜子。兴高采烈提了条大鱼回家，看到解放军站在门口。军代表宣布：孙立哲在“四人帮”问题犯有严重错误，立即回延安接受审查交待问题。那时已成立了省地县三级联合调查组，卫生部长上任，要抓“四人帮”在卫生部代理人，批示说我是“震派人物”。

只有几天期限要写出交待认罪材料，和“四人帮”有什么关系？见过什么人？一点儿一点儿挖。给毛主席的信，是通过谢静宜转江青，给江青的信是“效忠信”，抓捕江青时发现的。

“四人帮”没有接见过我，但迟群和谢静宜老跟我聊，让我作报告啊。我脑子一片混乱，有苦说不出。好在中学同学史铁生笔头子好，帮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文字游戏具体肯定抽象否定：犯了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但是心是忠于革命的。

吴北玲上北大中文系77级了，每天下课就来铁生家帮我写认罪书。临行前她叮嘱我：最大的罪是思想罪，任何时候都不能承认主观上是反革命的，一承认就不好翻案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