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文革中的知青赤脚医生
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结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与骚乱，对于这段历史的评价其意识形态犹如一条双曲线，褒贬不一，相差甚远。但是，历史学家对其间出现的赤脚医生现象，尽管有些争议的论点，大多数却给与了比较正面的评价。
虽然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近50年，但目前研究领域对赤脚医生的文献非常缺失，特别是在西方，有关此类的研究少之又少。在参考有限的有关赤脚医生的文献基础上，在本文中，我较多的采用了2014年夏季我到中国对知青赤脚医生的口头采访记录，凭借他们对历史的亲身回顾进行研究分析，通过他们拥有知青和赤脚医生双重身份的特别体验，体会他们当年接受生活挑战的历史原因和政治期许，了解这些赤脚医生当时是如何在落实毛泽东思想的同时，又有了对自己治病救人的所做所为，所产生的荣誉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使他们对文革的体验和认知或多或少的与一般的知青有所不同。无论他们对当时中国农村的医疗是否有真正的推进作用，但知青赤脚医生的出现，绝对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是一个特殊现象，这一点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引言
世界卫生组织还向其他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推荐了中国赤脚医生的形象1。在那个时期，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正面称赞是极为罕见的。
当时正处于文革的中国，政治的动荡波及到每一个人，在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强大攻势下，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的思想观和价值观。那些身兼要职的中共领导人被打倒成为叛徒、内奸、走资派、反革命分子，被免职失去了社会地位，被公开殴打，甚至入狱。家庭出身的政治背景变得极为重要，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成为最坏的出身，他们的后代是文革中最先被赶往农村的一批知识青年。今天的中国，依旧不鼓励论证文革，及公开谴责政府2。大部分中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的中国，赤脚医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文革的符号，这个群体的诞生是毛泽东为体现他对基层民众特别是对农民的关心，同时也是为了激励人们破坏旧有的医疗体系并接受新的挑战而出现的。
在理解这个背景的情况下，我探讨了知青赤脚医生对文革的理解不同于其他的知青，这个认知不是通过以往的那些宣传，而是通过他们个人回忆中流露出对此段经历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中国有一部叫《春苗》的电影，场景是在1965年中国南方的乡下，一个年轻的女孩在稻田里插秧，她那张被太阳晒的黝黑而憔悴的脸庞，却是一脸笑容，边唱边干活。从她那比旁人慢而生疏的动作可以看出她不是这里真正的壮劳力。突然传来大喊声：快来帮忙，脚被扎破了。这个女孩立刻冲向田头，奔向那个带有红十字的棕色药箱。她也是光着脚，和所有农民一样没有穿鞋，她提起药箱朝病人跑去。大家都称她为“医生”，这也许就是“赤脚医生”的由来。官方把这叫做“办农半医”，也就是一半是农民，一半是医生。
即使赤脚医生在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一些触及，可这方面的信息和文献却十分缺乏，专门论述的文章屈指可数。显而易见，从目前的历史资料上看，赤脚医生对中国的乡村医疗起到了推进作用。 在70年代初的鼎盛时期，国人还是不愿对文革进行评述，但那些经历文革的人毫无疑问已成为长者甚至逝去。虽然近年来有些现代史的研究文献开始零星出现，但有关赤脚医生的研究却是很奇缺。探讨知青赤脚医生的复杂性，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非正常类职业在非正常时期的特殊层面。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是不容被置疑的。他们需要立即治国安民，需要实现现代化和他们为民众描述的社会主义目标。 新政府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服务大众，解决工人、农民，尤其是乡下人的温饱问题，解决几亿人的营养不良和疾病问题，特别是医疗卫生系统的严重缺乏3。他们把提高医疗保健的标准与强化国家和社会主义架构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希望实现一个健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而且这种健康要体现在每个人身上。
基于这种政治与现实，在50年代，中国成立几种不同的国家医疗体制，希望控制公共卫生及防御可防治的疾病。尽管他们做了很多努力，城乡的医疗悬殊依旧很大。这个悬殊触及了正是在文革中所被攻击的“资产阶级城市老爷医生”的旧有体制，1965年6月， 毛泽东对中国卫生部发表了指示，强烈要求“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4 这正是文革即将开始的时候，也是文革的点火索之一。于是各地医疗部门设立了许多农民卫生培训班，这些人依旧从事农业工作，被称之为半农半医。他们服务于他们各自的公社，大队，做一些基本医疗救治，卫生预防，发放防治药品和紧急救护。参加培训班的学历门坎很低，初中毕业的农民即可。除学历外，还需有良好的家庭政治背景并由公社推荐。 后来这些人被称为“赤脚医生”，也许是从光着脚插秧的医生叫起的。赤脚医生是当时中国基层三层医疗体系的最底层：赤脚医生–公社医院–县医院。这个医疗体系也称之为合作医疗，也就是医疗费用中，由农民付一部分，不高于全家年收入3% 5，公社补贴一部分，县里财政资助一部分。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老、少、边、穷地区的公社卫生院和县级医院稀少而遥远，合作医疗无法具体实施，很多地区只能靠赤脚医生用中西医和土方的方式解决问题。虽然赤脚医生是可以从本村的农民中推荐的，但我采访发现，当知青到了农村以后，大多数赤脚医生都是由他们承担了，是因为他们是城里来的，受教育的程度明显高于本地人，对于很多地区而言，他们也是第一批把西医带进农村的人。
知青上山下乡是标准的文革产物。大中城市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必须去下乡，在那以前多半是自愿的，但文革时期就成为必须。从政府的意识形态宣传上来说，下乡是让他们学习、体验大自然和农民的辛苦，而背后真正的目的是政府要解决城市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无论如何，成千上万的知青到了农村后，是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及文化的一个巨大震撼，因为他们带来了现代文明和城市文化。
知青赤脚医生在知青群体的地位和作用是比较微妙的，他们和所有的知识青年一样是外来者，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但同时他们也是受尊敬的有文化的医疗工作者，他们与村民的关系跟非赤脚医生知青有着明显的区别。虽然知青赤脚医生这个群体还没有被学者们给予更多的关注，但我认为对他们存在的认识和研究，是可以更好地认知和理解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知青赤脚医生与他们的同伴相比，他们则是更能体现当权者政治意识形态在青年身上的寄托，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典型案例， 正如那些宣传所言，把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关怀落实到老、少、边、穷地区。同时，通过众多的接触和访谈，我认为他们也最大化的履行了他们的职责和信念，他们在融入农村的同时，也通过他们的职责得到了认同并获得了成就感，他们在提供农民医疗服务的同时也体现了毛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以说知青赤脚医生更好地体现了毛的理论，实现了自我价值及满足感。这种不同的经历，也让他们对十年文革动乱的记忆留有一些正面的回忆，这一点与大多数普通上山下乡的知青有所不同。
为了证实知青赤脚医生的观念，我使用了回忆录，历史报告和文献做为依据。正如我前面所述，这方面的文献非常匮乏，我利用2014年暑假到中国许多省份口头访谈了那些曾经的知青赤脚医生。我是通过网上或他们所在的主要省份和城市的知青联谊会联系上的，他们大部分已过花甲之年，这些面对面的访谈是他们同意并录音录像的，他们的热情坦诚令我非常感动，也十分感谢他们能直率地与我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90后青年人分享那段人生经历，使我受益匪浅。
由于地域的问题，我无法化大量时间去更加深入地了解他们，所以我设立了一套问题给他们每一个人，并采用了自由发挥的方式让他们去讲述他们的经历6。访谈是用中文进行的，他们知道我当时只是一个美国杜克大学三年级的本科生，中文不是我的母语，所以他们非常照顾我的语言能力，尽可能清晰地讲述。但引用这些口述历史作为论证材料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是无法确认当事人口述往事的确切和真实性，再加上他们对文革认识也许有所保留或缺失。再有就是当事人也许对往事有更多的渲染或忌讳，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年轻的外国人。况且，文革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从时间久远的考虑他们记忆的准确性也是无法确定的。
做为一个年轻后辈和采访者，我虽然无法证实他们口述历史的真实性，但还是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真诚，也可以看出他们对那段时光的情感和透彻的记忆，所以我选择了对他们毫无保留的相信和信任。所以，虽说用口述历史来做论证存在诸多问题，但我仍认为这些访谈是可以在这里引用的，基于关于知青赤脚医生第一手资料的匮乏，这些口述填补了一些空白。无论如何，这些口述提供了他们个人对无产阶级文革和上山下乡运动的认知，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论证知青在那个时期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