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珍访谈 (1)

本报特约作者：安娜

在上海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她的身影，她会时时叮嘱我在上海的吃穿住行，象典型的中国长辈一样，关怀备至。她没有上海女人常展现出来的那种娇柔和吴侬软语，风风火火的干脆和利落，真有些东北大妈的那种劲头，热情，率真，做事说话干净利索，没有一丝的犹豫。你很难想象当年一个只有16岁的上海女孩，甚至还处于情窦未开的花季，就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卷到了千山万水之外的吉林延边插队落户，而且一待就是几十年……

安娜：您好，想跟您谈一下您做赤脚医生的经验。因为我在美国是学医的，所以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到中国赤脚医生这个群体，觉得很感兴趣。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西方人没有太多的资料，文章也很少，他们不太明白，不太懂赤脚医生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所以我很想从赤脚医生口中，了解你们当时在农村有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贡献。

张雪珍：我很高兴，你会选中我，专门对我进行一个访谈。我简单的说一说我的经历，1969年我16岁，什么事情也不懂的年龄，那时候正好赶上上山下乡的高潮，史无前例的。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生，那时每个人一定要下乡的，你不下乡不行，一定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16岁之前我连上海都没有出去过，要我选择到吉林、黑龙江、江西、贵州、云南，那么多地方，老师让你选择。当时我想选择到黑龙江去，16岁什么也不懂，黑龙江是农场，农场里面能挣工资，我闭着眼睛说，老师我要到黑龙江。老师说不行，你的哥哥姐姐都在上海，你一定要去插队落户。当时有一首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全国广泛的流传，我很喜欢听这首歌，就说那就到延边去好了。就是这么一首歌，把我唱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从此拉开了我不同的人生旅程。

在延边，一开始去真不习惯，45年前的中国也是比较落后的，不像现在改革开放了，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农村还是比较苦，没有上海好。一去的时候每天哭，实际上在火车上就开始哭了，因为上火车后才知道，我以后再也不能回来上海了，从今以后户口什么都到农村去了，原先我是上海人，现在到农村去了，而且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坐了整整三天三夜的火车，脚都肿了，那也没有办法，只知道哭。

到了那里，哭完了之后，想想我还得好好干，看到贫下中农战天斗地，那么艰苦，他们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所以从今以后我也要好好干，跟着贫下中农干。刚到农村，我负责卖豆腐，做豆腐，在上海每个月每个人有一块豆腐，那是计划的，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计划经济，那时候不知道豆腐怎么做，到了农村一看，豆腐原来是黄豆磨出来的，然后加点卤水，觉得贫下中农真伟大。

下乡以后，他们推荐我当赤脚医生，我做赤脚医生是1968年开始的，那时候是有部队巡回医疗队下到农村，队里让我到延边军分区医疗队，学医学针灸，教我怎么样给贫下中农治病。后来又到县卫生院学习怎么做赤脚医生，我都很认真的学，在公社卫生院实习后，就开始帮贫下中农看病。开始很简单，你感冒了给你吃镇痛片，咳嗽了给你吃甘草片，那时候只有这些药，主要的是针灸。针灸是我们中国医学上的一大隗宝，我现在针灸盒子和针灸的书都留着呢，留在村里的家里，延边永远是我眷恋的故乡，我农村的房子没有卖，我经常回去。

   那边得肺结核的特别多，因为没有吃的，天冷，很难治好。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种病会传染的，我不知道，也不害怕，天天背着药箱，去给他们打针送药，天天晚上去，因为白天要上山种地，还要做豆腐，还要卖豆腐。当时生产队在牛棚边上，为我这个赤脚医生，搭了一个小屋子，大炕，东北冷，都是炕，里面放上草，算是卫生室了。当时只有一些甘草片啊，镇痛片啊，感冒药啊，那时候胶囊还没有，好的药都没有，还有一些针。针消毒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在集体户的灶坑里面做的，集体户做饭时，用我自己的饭盒，针头放在里面，再放到锅里，就这样消毒的。消完毒以后，晚上又去打针，给社员看病我很热心的，你有病了，随叫随到，背个药箱马上就过去了。

当时有个老人家，朝鲜族叫阿巴依，我们那里是朝鲜族地区，他得了面神经麻痹，我就开始给他针灸，先在自己身上试验，因为有几个这样的穴位很危险，部队的医生跟我们说像这样的针穴很危险，说你要慎重点扎，所以我先在自己身上试验，试验完了，看看我没事了，我就跟阿巴依开始治疗了。三个月，一共扎了三个月，阿巴依本来很难看的，嘴和眼睛歪斜，后来给我针灸过来了，三个月，就这样经过了三个月，阿巴依的病好了，脸也正过来了，他们非常感谢我，把我当自己的女儿一样，一到礼拜天就送好吃的东西给我。朝鲜族都头顶着大盆，阿玛尼就把各种各样的菜，咸菜啊，都给我送过来。我当时也是很感动，我没想到。我只是个赤脚医生，我做的都是赤脚医生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