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在北镇的岁月 

作者：曹庆选（来稿，青岛）

今年的1月22日，先父曹来宾离开我们已整十载，忌日追思，往事如烟，历历在目，恍若昨日。

父亲于1946年考入山东大学医学院，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业从当时医学前沿的放射诊断学。从医60载，伴陪着青岛医学院的发展，其中尤经历了迁往北镇办分校的特殊岁月。身为老人家最疼爱的女儿，我有幸跟他在北镇度过了数年时光，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当年文革中，遵照最高指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全国医校都要分赴乡下开办，青医搬到了山东省惠民地区行署所在地北镇（现今滨州）。父亲被通知首批走，母亲列第二批。那年我刚初中毕业，虽可在岛城就业，爹妈考虑到阖家都要下放、不放心唯一的女儿单留青岛，我便与其他类似状况的子女们去了北镇就业，因此见识了父辈在那儿的生活。

北镇乃鲁北最穷困地之一，虽是地级市，城建却不及胶东的县城，仅有十字交叉的两条大马路，南北向路旁有新华书店、电影院、人民剧场和一个百货商店；东西向道旁是地委大院、党校、农校、京剧团和吕剧团；再远些有军分区、东方红旅店、长途汽车站，稍一走就到头了，与今日的滨州市霄壤之别。城周有活塞厂、柴油机厂和青岛国棉四厂下放的北镇棉纺厂，我因“出身不好”，难进厂当务工，其时“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很高，“黑五类”子女的我无缘，被分配到地区医院“以工代干”。

因内迁仓促，当地根本无接纳条件，青医只能暂居党校、农校里，住教室作集体宿舍，父亲栖身在卫校外的小平房内，每间屋住八人，上下双层床，上层放东西，下层住人。屋前是土操场，屋后荒草丛生，露天茅房在较远的旮旯里，风雨或雪天如厕是件很困难的事。

父亲宿舍中最年长的是白发苍苍的李教授，年轻的才卅多岁，他们的孩子都还小，晚上瞅着家人的照片默默流泪。我的集体宿舍离着挺近，几乎每晚都去看爸爸，跟同屋的长辈们感情也深厚。

大家的三餐都在食堂打饭，后来有了小煤油炉及简单厨具，可以自做点饭菜。记得有一年冬，农民在门前兜售黄河滩打来的大雁，一元钱一只，父亲买来拔毛收拾好，在炉上炖煮，宿舍像过年般的热闹，那是我头一回吃雁肉，虽很粗糙，但在当时已是上等美味。在北镇我见识了农民在供销社里用一分钱买小半碗醋或几根火柴，真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下乡巡回医疗到公社卫生所，当地男大夫们晚上就着一碟咸菜喝酒到半夜，情景令人毕生难忘。

北镇地处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盐碱地，水质更不好，记得刚去时用的是井水，头发洗完后硬得像铁丝，好在后来用上了胜利油田引接过来的管道深水，略强点。宿舍内无上下水道，用水要提桶到校园的水喉处接。我便学用扁担挑，一路歪歪扭扭的，回来一桶水洒得只剩一半，还常惹得路人嗤笑。要强的我于是夜晚练挑水，一周后水就不洒了，扁担也能颤悠起来，可在白天闪亮登场了，但双肩的红肿和疼痛持续了许久。

洗澡没处解决，只能打水回来在室内搓擦，幸亏胜利油田一分厂医院里有父亲的学生，通过这层关系可去那儿的澡堂淋浴，个人卫生问题得以解决。但来回步行一个多小时，到了冬天，大岁数的老专家担心天冷路滑而暂停了，自谑道：人家农民冬天从不洗澡，从小如此，也没见脏出病来，我们就与工农相结合吧。

北镇的气候不好，夏热难当，蚊虫繁多，当地人称“三个蚊子炒盘菜”，可见蚊子肥大，没有蚊帐不行。但“地面部队”则难防范，从医院带回的跳蚤和臭虫让大家痛苦不堪。公共场所的长条凳不敢坐，开始时并不知，坐一会便感腚火辣辣的，伸手一摸厚厚地肿起一层，俯看凳时，木缝里密密麻麻的小动物在缓慢蠕动，竟能透过裤子咬人，更能赖在衣服上续享美食。用手纸捻死一批，马上涌来另一批，这种臭虫是我到北镇才认识的，端的厉害。

冬又很冷，常大雪封门，有时要从窗户跳出去，再铲雪开门。不生炉子的房间晚上牙杯里不能存水，否则次日早上牙刷会被冻住，好在父亲宿舍里给配备了炉子，每天生火取暖，长长的烟筒从窗户伸到屋外，而我的宿舍无此待遇，晚上冻的实在睡不着，就和同事两人挤在一床，盖条床被子在瑟瑟中入眠。

那时的交通不便，车行往来青岛要一整天。早上六点从北镇走，一个对时才抵岛城。回去更麻烦，先坐晚上火车半夜在淄博张店下，走一段昏暗的小路去长途汽车站，换乘清晨6点的巴士。记得有一年冬我带的东西太多，下火车后走得不快落单了，猛然间背后有人卡住我的脖子抢行李，吓得大叫起来，幸被对面的来人给冲散了，当时的惊恐和勒颈的窒息令我余悸终生。而长途车到了博兴县小营的渡口，要乘轮渡河，宽阔的水面，滔滔的黄河，风大时站在船边河水溅到衣服上留下斑斑泥印。到岸后重新上车，中午前后方到北镇，当年青医分校的职工们都是这般来回奔波的。

师生们是借农校的教室上课，没有附属医院，就在地区医院见实习。老师去农校教学时，无公交车和自行车，皆是走上五六里地的泥土路，有次一位教师冒雨前往，凉鞋陷在淤泥里，使劲拔出时带儿断了，只好尴尬地提着凉鞋进课堂。而解剖课示范用的尸体标本，因与青岛的学生共用，所以在两地之间拉来拉去，路上要有公安局的批文，真不容易。不过缘此职工及子弟可搭这便车，偶而幸运地坐敞篷卡车免费往返。

生活也极其单调，闲暇时就是在宿舍里聊天，难掩有家难回的苦闷。有时父亲借来自行车和我去30里外的滨县及杨柳雪骑游。杨柳雪村因粮棉双高产，被树为全国“棉区的一面红旗”，令我诧异的是尽管当地盛产棉花，但来就医的婴幼儿居然没有尿布，统统装在一个盛满沙土的布袋里，任其拉尿，每天更换新沙。就诊时从布袋中拎出浑身沾满了沙土的小孩。下乡巡回医疗时，见谁家门口堆有沙土，便知家有小儿，该风俗不知今日是否依旧。

最为期待的是看露天电影，胜利油田一分厂周末有时放映，大家扛着凳子前去，操场上人山人海，周围村子的老乡早早就占据了有利地形，我们只得看银幕的反面，也渐渐习惯了。当时放的主要是样板戏、南斯拉夫战争片与朝鲜故事片，其音乐和对白众都耳熟能详，平时收音机里播的也这些，那年代的过来人都能唱上一些样板戏片段，至今不忘。

由于黄河道的长年泥沙沉积，河床远高于城区地面，堪称悬河，每逢洪峰季节，各单位都要抽人上坝抗洪，医务人员也轮流上阵。记得有一年水位超警戒线，我和父亲站在最后一道大堤上，弯腰伸手可及水面，坝背后就是城区的众房顶，一旦决口必是灭顶之灾。夜晚睡觉都把几块木板放在床边，以备水来时逃生，回想起来可怕至极。

林彪事件后，政局改变，高校在下办学实在困难，就都陆续返城，1974年青医的部分教研室回青，整体下放事不了了之。父亲和好多老师们重归故里，而我们这些子女就惨了，因户口已落当地，不能随返，不少人已就地成婚。极少数的仍单身，我是其中之一，终在十年后费尽周折调回青岛，已是名副其实的剩女了。

感谢青医没有忘记为校做出卓越贡献的老一辈，在家父离世六年后，附院的放射科大楼被命名为“来宾楼”，门旁墙上镶嵌了父亲的浮雕铜像。德国柏林大学医学院Dieter Apitzsch教授带队专程来参加命名仪式，代表德国放射学会赠送了伦琴的坐像。父亲的在天之灵定会感知这一盛况，得见医院的大发展，莘莘学子的成长成才,无比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