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的城市（26）

第六卷 風浪到來之前

第一章 父子倆

水文鑽探隊駐地座落在市郊一條公路邊，在一座山坡上，差不多都是用漆著綠色的木板和菱形鐵架蓋的活動房子，工作需要搬家啦，活動房子一拆，便走了。這是野外地質隊獨具一色的建築物。水文隊為本市找地下河和解決水污染問題，非一年半載所能奏效，經市委批准，去年夏季撥一筆錢，在這裡蓋起一座二層樓的職工宿舍，春節後新樓竣工，人們陸續搬進新居。本來，鑽探隊剛來時，時健秋父子和二春一樣住木板房，大老李好說歹說，前天，時健秋父親時興中工程師才肯住進新樓，搬出活動房，時家住在二樓，走廊北邊是廚房，南面是住房，因時家父子都是地質技術人員，晚上下班後回來時還要在家辦公或看書，隊領導經研究又給他多分一間房子，這樣父子倆可單獨住一間。兒子的宿舍同父親的住房兼書房自然是相通的，中間隔一道門，平時總是開著。
一天晚上，時健秋帶二春來自家串門，他父親從鑽機機場回來，洗完澡正躺在床上。
侯二春在路上早說好，到他家只坐一會兒，便請他到她的宿捨去聽她唱歌——她在鑽探隊的家就在新樓過去第一座活動平房裡。男朋友自然答應。
二春跟時健秋進了他的住房，知道工程師沒有睡，坐靠床頭看書，便向時健秋使了個眼色，意思是帶她一起向他父親問候一聲。時健秋想了想，點了點頭；他本來不想過去的，進門時他喊“爸……”屋裡竟沒有答應，他推門進屋，卻發現父親就在裏屋。“幹嘛不吭氣？怪人！……”兒子心裡嘟噥。“你架子大，誰買賬？哼！”這就是兒子當時的思想活動……
工程師抬起頭，摘下老花眼鏡，見是二春，對客人只“嗯”了一聲，便又埋頭看書。
時健秋見父親態度冷淡，便拉了一張靠背木椅給二春坐。
靜寂良久，時工程師放下手上的書，開始和客人搭話：“二春，你今晚……”
“爸，她是來玩的，順便來看您。”兒子插話。
“哦，”工程師說，“二春，你爸爸最近體格怎麼樣？”
“我爸身體還好，謝謝大伯。”二春答道。
她知道，工程師前些天曾去探望過自己養父。
“好，好，好。”工程師說，“來吃糖果吧！”說著，端過桌面上的一盤糖果，抓了一些放到二春面前。
二春笑著，吃著一粒牛奶糖。
工程師話語很少，大家無心提別的什麼問題，加上兒子同父親一樣都是怪癖，似乎都不願意多搭腔，所以，二春坐片刻便告辭，工程師也不挽留，由她（他）們離去，自己又戴起老花鏡看書。
時健秋帶二春回到自己的房間。在這裡，他與她才呼吸到自由的空氣。時健秋讓二春坐在一張靠背木椅上，爾後從抽屜裡拿出一封信，遞給二春，小聲地說：“這就是我在北京的同學寫的，昨天才收到，你看吧！”說著，頗神秘地拿手指指父親的房間。
二春知道時健秋的信從來不拿給他父親看，正如父親的信不讓兒子收拆的一樣，而且父子倆極少商議各人之私事。
二春明白男朋友的意思，向他點點頭，然後看信。原來，這位同學告訴時健秋一則“小道消息”，說是毛主席批發了一個中央文件，只能傳到軍、省一級。文件的內容是有關中央去年召開“打招呼”會議，其中談到清華大學一位黨委副書記的問題，還點了原副總理鄧小平的名。這位同學的伯伯聽了傳達不理解，回家時向家裡人無端地發了一頓火……
二春吃驚地，把信又看了一遍，看了看男朋友，似乎問他，也問自己：“這消息可靠嗎？”在這動亂的年代，有著生長“小道消息”的氣候和土壤，儘管它是自由主義的一種表現。這是壓抑產生的抗議，被壓抑者、被迫害者鳴不平的一種表示。這樣的例子可不勝枚舉，比方，一九六七年所謂的“反革命逆流事件”，則有各種“小道消息”傳出，有說某某元帥憤憤然拍案而起，竟敲斷了自己的手指頭，有說某某元老大聲呼喚：“別走！和那禿驢幹到底！”如此等等。難道這些“小道消息”不確切、不真實嗎？
如今，林彪摔死在外蒙古溫都爾汗多年了，又傳出這些“小道消息”。這是耐人尋味的。想到這裡，二春禁不住激動起來，她和時健秋熱烈交談，有時在枝節問題上還發生爭執。
年輕人往往容易忘乎所以，尤其是激動時刻，他們控制不了自己，任其感情充分流露，而年輕人自己又不能察覺。讀者現在看到的便是這種情形。只是當二春發現工程師從裏屋走出來，看了他的兒子一眼，把一張紙條放在兒子跟前的桌面上，她才知道自己的嗓門粗了，驚動了這位老夫子。
二春沒有發問，瞪著一雙眼睛看著已經拿起紙條的男朋友。
時健秋回眸她一眼，聳了聳肩頭，慢慢展開紙條，只見上面寫著：
健秋：
請你們安靜。
父 即
“‘你們’？為什麼要說複數？”
時健秋苦笑著搖搖頭，把紙條扔給女朋友。二春接過一看，抿著嘴笑，心裡說：“真是奇人奇信！”把紙條退還男朋友。
時健秋把紙條揉了，放進自己口袋裏（過後要用火燒掉），和二春相視一笑，意思說：“請你原諒，我爸爸就是這種人。”
二春和她的“阿秋”（這是暱稱）相處幾年，以往對這位工程師的底細並不瞭解，只是去年年底，有一次她追問他，他才把父親產生怪僻的淵源說了，還頭一回向女友透露自己父母戀愛婚姻史。現把這段秘史包括淵源，奉獻於讀者面前：
那是解放初，即一九五0年初夏，阿秋媽在上海一家百貨店手錶眼鏡櫃當營業員。一天中午，店裡忽然來了幾個地質隊員，他們一個個穿著翻毛領的皮棉襖，頭髮蓬鬆，滿面垢黑，腳穿長統雨靴，其中一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喊著要買進口手錶。那時她和另一個女營業員聊天，瞧這人模樣，不去理睬。當她發現他竟兩手撐在櫃檯上，一雙眼睛直盯著自己，便走過來大聲嚷開：“儂怎麼地，盡看阿拉做甚麼！”只聽他說：“我呀，總不能老看櫃裡的表，阿拉我要看儂到底甚麼時候有空，好拿表讓我挑挑！”她無言以對，噘著小嘴，瞪了他一眼，說：“儂要買表？……甚麼進口表？儂買得起嗎？”她以為人家是窮漢子。只聽他笑著說：“儂以為阿拉買不起？哼，不要說，這五架表，連儂我也買得起！”
她莞爾一笑，大大方方脫口說道：“好嗎，儂要買阿拉？一千五百萬，儂買吧！”
“說定了，就一千五百萬？”
（註：解放初，人民幣票額一萬元，相當於現在的一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