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愤的城市(67)

“同志,你找谁呀?”阿花站了起来。

“蔡阿花是不是你家?”

“是呀,我就是。”

“你有没有人去香港?”

“有呀。”

“叔叔。”阿花说着,并报了叔叔的姓名和在香港的住址。

“你叔叔给你汇来一笔钱。”陌生人说着,从绿色邮递包里取出一张收据,说,“你拿私章来。”

原来这是镇上侨汇专送邮递员!阿花喜出望外,忙转身进屋里拿私章。

大妹夫也是高兴,忙招呼邮递员椅子上坐,并递给他一支香烟。

阿花在收条上盖了手指印,邮递员便从邮包里取出一叠人民币,递给阿花:“一共五百元,你点点。”

这是一叠全是“工农兵”一张(指十元钱)的人民币。阿花拿手指抹了抹嘴,数了数,数完了,笑着说:“没错没错,同志谢谢您了,请坐,我去泡茶……”

邮递员忙说:“不啦,我还要去别家。”说着,走了。

这地方是侨乡,十户人家有八、九户是侨属。解放前,这里很多人跑到海外去谋生,他们又很会做生意,少数人赚了钱便盖工厂、办橡胶园,许多人则在老家吃了苦,懂得过日子,不去喝呀嫖呀赌呀,把节俭下来的钱汇回来,帮贴国内亲属家庭开支。所以,在侨乡,父母亲在南洋的倒是少数,倒是叔伯、姑姨、舅舅之类占多数。

这些华侨(包括入了居住国籍的华裔)一般是汇款,也有寄物品如布料、食品、药物等。那三年困难时期,则大量邮寄面粉、缅甸仰光大米、猪油等食品。侨汇是受国家保护的。文革前还有特殊商品供应。文革十年来,不但没有特殊商品供应,而且侨属的名称也不好听了,侨属子弟不能入党、入团、参军和当机要员,海外关系一律被视作“反动关系。”所以,侨汇明显少了。像阿花叔叔这样汇款,说实在的,这几年在这个乡村,不算大笔,也算中笔的钱,正因为人们对华侨关系噤若寒蝉,所以,林海伍教老嬷(注:本地话,指了老婆)在填自己社会关系时,故意略去“叔叔”不写……

阿花走进里屋自己的睡房把钱锁进床铺上方的横板一个老式红漆小木箱里,便又回到厅里与大妹继续闲谈。

自然,这时候的蔡阿花和刚才的蔡阿花不一样了。她这阵高兴的样子是无法形容了,只听她对大妹夫说:“这下可好啦!不但我生儿不用发愁,还能起一半厝!”

大妹夫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他也和刚才不一样,他是既高兴又嫉妒,还夹杂着伤心。高兴是表面现象,嫉妒和伤心才是本质东西。因为不管怎么说,阿花是他亲家,亲家高兴,他自然高兴,何况他现在在场。另外,这位“姐姐”(人都是这样称呼他的)平素对他还过得去,有石匠的活儿比方说盖个厨房、起个猪栏呀等等,请他过来做,倒是热情款待,并且有时还开给他工钱。此时,“姐姐”满面春风了,他还能忧愁满面?但他心里却有了一番滋味,就是同样都是叔叔侄女,阿花家里有汇款,他家里却分文未得!他曾以自己老嬷即阿花大妹的名义连连给叔叔写了三封信,叫苦叫穷,可是这位叔叔不但没汇款,甚至连信也不回一封!“也罢!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出嫁的女儿,总归比在家矮一等!”大妹夫总是以这样的话安慰自己,也安慰自己的老婆。

这位大妹夫此刻的表情,本来是瞒不过这位精明的“姐姐”的眼睛的。可是,这会儿,阿花并没有察觉出来,因为她正思虑盘算着自家盖房的事。忽然,她对大妹夫说:“哎,阿猪,你说,过几天把前面的房子盖起一层,怎么样?”

阿猪是这位大妹夫的土名;这是说,他是属相猪的。正如时健秋属相牛、小时候家里和乡邻都叫他阿牛一样。

“过几天?”

“对!我算了,地基砌好了,就是再买十几根杉木做横梁,花二至三百元钱就是了。”

“那样?你不准备用砖砌?”

“我就改用土墙,反正咱们这里风小,别家也是这样的土墙。当然,砖要买一些,砌墙前这一扇。”

“买杉木呀买砖头呀,倒好办,就是……”大妹夫畏难起来,“就是人手不够,你又要……”

“不要紧,我还有半个多月才生仔。至于工仔嘛……”阿花想了想,狡黠地一笑:“只要我肯叫,大家会来的,会来的……”

“哎,姐姐,要不要和姐夫……”

“甭了,这事我能作主。”

“姐夫不是说要在银盆市里找个地方盖座砖瓦吗?”

“这是他自己想的!”阿花说,“他不要我这个家,我偏偏要把房子盖在这里!告诉你吧,他最近同意了。你没有看到屋里那一堆钢筋和水泥!哦,是了,那木头,也是别人替我办好的。”

阿猪知道姐夫和姐姐在些家庭琐事上争执不下,姐姐又犟脾气,便不敢再多嘴,只是附和她的意见,反正,在他想来,她这一动工,他便可得到许多利益。果然不出所料,阿花当即让他掌握全盘工程:她拿出二百元交给他买高价红砖,并委托他负责施工,雇泥水木匠。她自己呢,则是去叫工仔。另外,还叫大妹妹因来帮后娘煮呀洗呀料理内务。

不久,后娘从镇上买菜回来给阿猪煮了一碗点心,他吃了,又听阿花说了一通“妹夫肯帮忙,做姐姐的哪会忘记”的话后,高高兴兴地走了。

阿花这位大妹夫不愧是聪颖豁达的青年农民,三天之内,他帮这位姐姐运来几百块红砖,到第五天,泥水匠、木匠等也给阿猪请到阿花家。于是,便在这一天中午破土动工。

按乡下习俗,盖土墙需要请工仔,往往是左邻右舍,每家来一个人,可是不知怎地,是蔡阿花本人有能耐,有一张三寸不烂之舌,抑或是人们看在她丈夫林海伍是银盆市委常委一大干部的面上,左邻右舍来做工仔的人,不但一家一个,而且有的是两个三个,连镇上居民也来了,蔡阿土的母亲二婶甚至搬到她家住,干杂物。不但如此,这些远路做工仔的竟自带干粮,邻居的则回去吃。按常规,做工仔的不算工钱,但每天要在主人家里白吃两餐(上午九点多吃点心,下午两点多吃午饭)。你听工仔们怎么说:“姐姐家里人手少,就不用麻烦了。反正农闲,我们呆在家里也是玩……”甚至还出怪事:动工的第二天,阿花见来做工仔的人已达二十多人,足够了,便谢绝了几个主动要来帮忙的妇女,这些妇女还因为帮忙不上而后悔呢,后悔自己知道消息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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