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愴列車(21)廬山講話救國宣言
龐林
1935年9月16日,蔣介石在峨嵋軍訓團演講:「……歷史上凡是成大功的人,學問能力的深淺高下,容或各不相同,而其氣節道義,則一定是堅貞耿直,百折不移。……」
何梅協定確實屈辱
九一八侵略後,繼續侵略,日本被斡旋停戰,即訂出不合理條約,尤其是《淞滬停戰協定》、《何梅協定》;欺人太甚,日卻站在高處。七七衝突後,蔣當時認為[何梅協定]只是口頭約定,沒有何應欽簽字,不必負責;但英使許閣森認為[何梅協定]規定華北非軍事區之部份,七七後,中方進駐軍隊已經違反規定;英使認為應該遵守[何梅協定]。7月29日,蔣命國軍全數撤出河北、平津;實際上,當時英國有代表監督,多處是和平離開。
華遇到侵略者以[協定]綁架綁死護土行為,蔣除了另覓戰場擴大拖死日本,已無其他良策。8月9日虹橋機場衝突,是在屈辱下訂出的解套權宜詭計戰略。而《何梅協定》原委,當時時空混亂,很難解釋政府困難,尤其日還握有1933年1月21日《日滿議定書》,規定:【滿洲領土由兩國共同負責維持治安;熱河為滿洲國內部問題,日有條約上的協助義務。】藉著議定書,含有替偽滿復疆問題,蘆溝橋是滿清前身–金之領土,偽滿州國認為復疆是子孫責任。
國軍撤出平津,詳細底蘊,至21世紀,華人仍是一知半解,《何梅協定》確實是屈辱條約,但1935年6月9日,蔣認為優先勦共,讓《何梅協定》以口頭先讓衝突擱置,是無可奈何的權宜。中國的領土,日本憑什麼優先駐兵?有機會,蔣要顛覆1932年《淞滬停戰協定》條文:[劃上海為非武裝區,規定中國在上海至蘇州、崑山地區無駐兵權,只能保留保安隊,日本在該地區可以駐兵。]蔣要顛覆,這沒什麼不對,現在來看,蔣的反制手段是高手,不能因為內戰敗給中共,就全盤否定其領導抗戰的戰略貢獻。當時的背景,對內外析理都複雜,虹橋衝突是扭轉乾坤手段。中方說法:日軍是8月9日要硬闖虹橋機場,殺了一名國軍憲兵,後日軍被反擊殺死;日軍說法是,在距離虹橋機場前300公尺處偵察任務,機槍是由車後掃射,大山與齋藤被機槍打死,日軍屍體及座車有第二現場(是死後才移往虹橋機場前)。
蔣介石盧溝橋聲明
【中國正在外求和平,內求統一的時候,突然發生了盧溝橋事變,不但我舉國民眾悲憤不置,世界輿論也都異常震驚。此事發展結果,不僅是中國存亡的問題,而將是世界人類禍福之所系。諸位關心國難,對此事件,當然是特別關切,茲將關於此事件之幾點要義,為諸君坦白說明之。
第一.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會宣言,於此更有明確的宣示。近兩年來的對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過去各種軌外的亂態,統統納入外交的正軌,去謀正當解決,這種苦心與事實,國內都可共見。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會,本人外交報告所謂:「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跟著今年2月三中全會對於「最後關頭」的解釋,充分表示我們對於和平的愛護。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
第二.這次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或有人以為是偶然突發的,但一月來對方輿論,或外交上直接間接的表示,都使我們覺到事變發生的徵兆。而且在事變發生的前後,還傳播種種的新聞,說是什麼要擴大塘沽協定的範圍,要擴大冀東偽組織,要驅逐第29軍,要逼迫宋哲元離開,諸如此類的傳聞,不勝枚舉。可想見這一次事件,並不是偶然。從這次事變的經過,知道人家虛心積慮的謀我之亟,和平已非輕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無事,祗有讓人家軍隊無限制的出入於我們的國土,而我們本國軍隊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國土地內自由駐在,或是人家向中國軍隊開槍,而我們不能還槍。換言之,就是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我們已快要臨到這極人世悲慘之境地。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無法忍受的。我們的東四省失陷,已有6年之久,繼之以塘沽協定,現在沖突地點已到了北平門口盧溝橋。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沈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沈陽,今日的冀察,亦將成為昔日的東四省。北平若可變成沈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所以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系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後關頭的境界。
第三.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祗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至於戰爭既開之後,則因為我們是弱國,再沒有妥協的機會,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祗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
第四.盧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1.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 2.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4.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
這四點立場,是弱國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對方猶能設身處地為東方民族作一個遠大的打算,不想促成兩國關系達於最後關頭,不願造成中日兩國世代永遠的仇恨,對於我們這最低限度之立場,應該不致於漠視。
總之,政府對於盧溝橋事件,已確定始終一貫的方針和立場,且必以全力固守這個立場。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祗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所以政府必特別謹慎,以臨此大事;全國國民亦必須嚴肅沉著,準備自衛。在此安危絕續之交,唯賴舉國一致,服從紀律嚴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將此意轉達於社會,俾咸能明了局勢,效忠國家,這是兄弟所懇切期望的。蔣中正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
(增註):依據史料,在7月17日蔣【對盧溝橋事件之嚴正聲明】之後,整個日本檯面,當時只有石原莞爾估量蔣的內心想法及戰爭步驟;知道這場戰爭會拖垮日本。19日,石原提出謹慎行事,說:「這次戰爭有形成全面戰的危險,如果這樣,日本會像拿破崙在西班牙一樣,在中國陷入泥淖。」8月9日,發生虹橋機場事件。10日,大本營作戰部長石原莞爾反對增兵上海,此時仍認為日軍至多只能在華北,應滿足於滿洲國的勢力,最多至河北,不應再往南。梅津美治郎原曾支持石原,但討論後,決策是派第3、11師團支援上海。8月15日石原仍堅持不能在華東開戰,上海有危險,要撤僑,政府賠償僑民,賠一、二億日元都比戰爭便宜。
南京導演通州事件
1937年5月8日,日軍一旅團增防熱察駐地。7月4日,蘇派機助盛世才轟炸新疆阿克蘇附近之馬虎山部(10月13日才完全擊潰南疆馬)。77後,日陷津、平,在日軍指令下,冀察政務經委會主席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冀東防共自治政府」也併入。7月27日在北平附近,駐守通州的華保安隊,收音機聽到南京國府的官方電臺廣播宣傳:「盧溝橋29軍大敗日軍,華軍已經陸續奪回豐台和廊坊,中央政府將陸續向華北派遣野戰軍,殲滅日軍指日可待。」其實這是南京為了士氣之宣傳,事實並不是如此。屬於南京之電台還說「軍事會議決定,蔣命令29軍進攻冀東,血洗偽都通州,並血祭漢奸殷汝耕的決議的決定。」聽了廣播後,通州的華保安隊於7月29日對該地的日軍守備隊發動攻擊。當時,通州的日留守部隊,連憲兵、兵站器部在內有110人兵力。中方張慶餘(後升遷第91軍中將副軍長)、張研田率領兩支保安部隊反正,對日軍展開襲擊,並曾俘住殷汝耕(戰後漢奸槍決)。過程,獨立的薊州密雲區兼灤州榆關區之通州「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轄25縣,屬於日特務機關遭到保安隊攻擊後,全員陣亡。日方稱有大量的日僑含老弱婦孺都被搶劫、姦殺;此事件的日僑是否為平民有爭議(維基百科資料)。美國有目擊記者,認為日117人和朝鮮106人遭姦殺。《蔣介石秘錄》稱日死104(可能未算日本平民)、朝鮮死108,認為被殺者全是軍人,是日本誇大事件。百度百科資料是殺死日軍、顧問和日韓浪人500多,中方保安隊死200多。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解散,殷汝耕的賣國政府後來遷往唐山。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後來向日方賠償120萬日元。
以日人角度,通州事件存在著12月的南京大屠殺報復之因果影響。9月4日,偽「察南自治政府」成立於張家口。10月13日取綏遠,16日陷包頭,接近蘇邊界,史達林很緊張,援華加速與此有關。11月22日,日機在南京投文宣,勸蔣委員長共同反共。南京失守後,12月30日,蔣電史達林,促蘇履行參戰諾言。38年2月,蘇將住海參崴華僑約1萬集中看管,之後約7千送疆。7月5日,德軍事顧問團26人奉命回國,有2名自願留華繼續服務。
毛主席致蔣介石函
介石先生惠鑒: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餘。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在國人無不崇仰。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厲,雖頑寇尚未戢其凶鋒,然勝利之始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將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全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托恩來面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凶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逐頑寇,而使自己雄立于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專此布臆。敬祝健康!並致 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謹啟 民國廿七年九月廿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