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憤的城市 (13)

對衣金牆，讀者已經認識。對蔡阿瓜，這裡要補敘幾句。這人只有一個眼睛是亮的，另一隻瞎了，故他的外號叫“獨眼龍”。他今年三十多歲，個頭矮而粗，臉上有一堆橫肉。這只不瞎的眼睛，總是露著凶光。這是個醜陋的人。還有，全鐵礦的人們無不知道蔡阿瓜是個壞人。他是個賭徒、酒鬼和不顧家庭的人。他的妻子被他揪住頭髮，往一條臭水溝裡浸泡，妻子為了逃生，帶走兒子與他離婚。此後不久，他又為了一件私事，和一鄰居爭吵，動手把人打成重傷，後那人死在醫院。為此，當時的公安局長秦鷹住在礦裡，一連調查一個禮拜，終於駁倒蔡阿瓜“惡人先告狀”的讕言，依法逮捕，法院判他在礦裡監外勞動改造三年。
文革中，蔡阿瓜以“受冤枉”和“被迫害”的名義起來造礦黨委、市委及秦鷹的反，儼然成了“左派”，黨籍恢復了，還由採購員提為該礦政宣組副組長，後來，便升任鐵礦第三把手。
且說秦鷹站了片刻，腦子裡想得很多。他感到突然，冷靜下來，又不感到意外。這時，何本霖走到窗口，他探頭往窗外看了看，神色有點慌張，一雙遲疑不定的眼睛瞧著秦鷹，意思是說：“怎麼辦？”
秦鷹沒有回答他。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抓了一支香煙，吸著。
這時，與會的市委其它常委、局辦負責人和一些工礦企業頭頭也陸續走到窗口看動靜。他們有的搖頭，有的嘆息，有的得意洋洋，有的躍躍欲試。最沒有表情的卻要數林海伍，只見他重新坐下後，不冷不熱地說了一句：“看來，我們市委領導今天要給一個答覆了。”
“哦，要怎麼答覆呀？”在旁邊坐的何本霖問道，“難道要釋放他們嗎？”
“這……”林海伍攤了攤雙手，說：“這我就不得而知了……”接著，他看了何本霖一眼，說：“不過，群眾的呼聲不能不聽呀，再說，本來嘛去年就不應該抓他……”
“怎麼？去年不該抓他……”
“是呀！我說，要是去年不那樣，我們今天就主動多了。不過，還來得及，我們可以變被動為主動……”
“你的意思是把他放了？”
林海伍笑著不答。
市委其它常委、局、辦負責人和工礦企業的頭頭們，聽了這兩人對話，紛紛議論起來，大部分人的意見是敦請市委常委認真討論，給予表態。
秦鷹看了林海伍一眼，站了起來，對大家說：“我們市委常委是要認真討論的，也要給予一個明確的答覆。但有一點要告訴大家：現在關押在拘留所裡的人，誰也不能放！這是我個人的意見。”
他這一說，與會者又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了，大部分人贊成他的意見。接著，大家推舉何本霖出去見見遊行示威者，因為何本霖既是市委領導，又分管公檢法，他出來接見最合適。但何本霖心緒紊亂，左右為難，便推三推四，但見秦鷹向他點點頭，示意他，他只得硬著頭皮出馬了。
何本霖正走到樓梯，卻湧進一群人，其中一個人把一份“緊急呼籲書”塞到他手裡，接著，連拉帶拖，把何本霖夾持到草坪上來。
“我們強烈要求釋放王阿九同志！”有人大聲嚷叫起來。
何本霖神色緊張，咳嗽了兩聲，藉以鎮靜，然後，他走到草坪中間的環形石條，站到上面，揮著右手，大聲地說：“同志們！大家提出的要求，我們市委要認真討論，予以明確答覆。但有一點需要和大家說的，王阿九的問題是嚴重的……”
他剛說到這裡，立即被人們的喊叫聲打斷了，甚至有的吹口哨，藉以嘲弄和譏諷，有的沖何本霖嚷嚷：“收起你的陳詞濫調吧！”“我們不聽你這個‘走資派’的胡言亂語！”“打倒本市右傾翻案風的根源！”
何本霖看了看秦鷹，見秦鷹神色自若地坐在窗下抽著煙，他心裡頗踏實了些。他瞪著面前這幾個嚷嚷的傢伙，鎮靜地，繼續說下去：“不管怎麼說，和過去一樣，我們要採取慎重的態度，同志們也要冷靜地想一想，是的，每一個都要冷靜下來。這也就是我所希望於大家的。同志們！我希望大家都回去，我們不能忘了生產和工作呀！……”
誰知道，他這一講，有人起鬨，批他是“販賣‘唯生產力論’”“妄圖以生產壓運動”，更有甚者，兩三個彪形大漢竟竄過來，把何本霖從石條上拉下來，逼他馬上表態，何本霖不肯表態，他們就揮起拳頭要揍他。只是秦鷹、林海伍等人及時趕來，才把這幾個蠻橫的傢伙阻止了。
何本霖不敢說更多的話，他央求林海伍出來圓場。
林海伍裝作通情達理的樣子，走到石條上，揮了揮手，頗大聲說：“同志們！何副書記剛才說了，市委一定向省裡請求。請大家先回去吧！”
他這一說，立即有人響應，只聽一聲：“喂！我們都回去吧！要是市委不答覆我們的要求，我們就再來！再不行，我們就去省城鬧去！”
於是，隊伍便“轟”地一聲，散了。圍觀的人們也陸續走開。
就這樣，和在水文隊座談會一樣，這次彙報會議也不歡而散。
最後走的是秦鷹。他騎著一輛半新不舊的腳車，心事重重地往家裡去。一路上，他的腦裡一直出現一個問號：“為什麼會有今天這樣的行動？”“這是鐵礦、鑽探隊兩家自發搞起來的嗎？……”遠遠看見騎著腳車離去的林海伍的背影，回味著他在會上的神態，他的疑慮更深了：“會不會和他有關，為什麼他一說，這些人都一哄而散……”
最後，他終於拿定了主意。於是，他掉轉車頭，往何本霖住的宿舍騎去。

第三章 夾攻

小五哥剛出門，天便下起毛毛雨，接著，雨下得更密了！整個天空灰濛蒙，地上全被打濕了，那背後的仙峰顯得朦朧而軒邈。
小五哥抬頭看天，罵了一句“鬼天氣”，踅回屋裡，從牆角拿下一頂麥桿紡織的草帽，戴著，往市委大院姐夫的家裡走來。
姐夫的辦公室安在一幢五層樓的第五層上，離小五哥所在的人保組只有二百來米。這五層大樓，灰瓦紅牆結構，前面又有一塊偌大的草坪，從門口看，頗雄偉壯觀。如今是春季，最底層的走廊因為鋪著三合土，一遇上這陰雨綿綿的季節，便要回潮，地面上都滲出水，人一走過，都是一道道泥巴腳印，又糊又爛，甚至給人打滑的感覺。小五哥走進最底層，不知是走廊裡沉悶、潮濕的空氣，叫他心裡難受，還是他馬上要見到姐夫談重要的事，他的呼吸急促起來。
小五哥今天要去做一件他自己認為是了不起的事情。他出門了。在門口徘徊許久，又信起“小五哥”的“做人哲學——能騙就騙、能混就混”。
那年他十二歲，當偽甲長的爸爸第一次向他說起“小五哥”的故事，說的是本地有個財主的小兒子，排行第五，名叫“小五哥”，長得聰明伶俐。有一回，鄰居一個財主的兒子對他打賭：“小五哥，你能到店裡賺來一條褲子，我願給你當馬騎。”小五哥聽了，回到家裡，穿上父親的長馬褂，去一家衣服店，叫老闆拿兩條褲子讓他揀，他挑剔一陣，只還一條，正要走，卻被店老闆拉住，問他再討一條。小五哥哄他說：“剛才只拿一條讓我看嘛。”店老闆才40多歲，不至於把“兩條”與“一條”褲子都弄不清吧！他發現小五哥身上穿的這條褲子和剛才挑的一樣，認定這條褲子就是店裡的。小五哥笑了笑，把褲頭拉下來，向老闆露露屁股，說：“難道我沒穿褲子上街來！”又說這褲子是昨天別家衣服店買的。店老闆哭笑不得，只好認輸。小五哥哈哈大笑，揚長而去。到了一處，那個財主的兒子抖了抖小五哥嶄新的褲子，伸出大拇指誇獎他，心甘情願地趴下給他當馬騎，於街上轉了一圈……
爸爸講完這個故事，接著說起自己偽甲長的經歷。那是一九四九年夏季，百萬雄師下江南，佔領南京，國民黨軍隊已經土崩瓦解，誰還願意當這個倒霉的短命的偽甲長！偽鄉長、保長逼他，他不得不當，但不敢做傷害鄰里鄉親的事。因此，土改那一年，他家還是評上中農成份，偽鄉長、保長被揪上台鬥爭時，別村的偽甲長都去陪鬥，可他就被農會赦免。他希望兒子學習小五哥，做人會使心計，不能光靠賣力氣。自然他不敢向兒子道出自己正是用心計賺取富農的女兒做續妻的事。說起這富農女兒——即“小五哥”母親，還有一段故事呢。土改評成份，“小五哥”母親跑去農會大吵大嚷，說自己的丈夫應和娘家一樣，都評上富農，如今評得個中農，會給人瞧不起！……時代變了，可她還是“古腦袋”，以為新社會和舊社會一樣，“富農”能榮光耀祖呢。
還有，這位爸爸更不敢向他提及姐姐嫁人的事兒。因為這種事，只能讓兒子意會而不能言傳。
“小五哥”正是繼承父母的一些氣息，一方面像父親會用心計，另一方面又像母親也有糊塗的時候。家裡姐妹兄弟多，姚孟新只唸到小學中年級就停學，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儘管姐姐和姐夫遭到批鬥，但他在鄉下卻和一幫青年造起反來，不久入了黨，當上大隊文書兼會計，從此他開始倣傚“小五哥”並且居然發跡了：歸僑或僑眷出國，蓋一個大隊的印章，送他一個“紅包”；黑工頭，出外承包工程，打一張大隊的證明，他就坐在家裡，便理所當然地成了一個“股東”；有時假借“市管委”名義，到杉木市場“設卡”，把沒收的杉木“充公”，自己從中私分一份；青黃不接，“閏四，哭吱吱”，他和大隊出納一起，貪污一筆回收糧。只幾年功夫，他就積攢五千多元和300多斤糧食，原先他家每年要靠政府救濟一張被子或一條褲子，後來，居然蓋起全村唯一的七廂樓房，二層共十五間，他真的成了“小五哥”，憑藉就是一條褲子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