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的切切心声

感恩的切切心声 星学
前几天我收到幺弟寄来的小文《陪》，纪念先母冥诞，读来深感赤诚滚烫感恩心。人之生理皆系父母先天遗传，荫庇乘凉，毋忘谢恩，弗论后天努力如何重要。
记得文载周恩来青年时的文字：“這個世界上我最不怕的東西就是死，不過是睡個長覺嘛。其實你本來就是睡著的，被母親喚醒了，要陪她一陣子。活的時候一聲‘我來也’，死的時候一聲‘我去也’，實在沒甚了不起”。它揭示了人之陪的境际。应珍惜这宝贵时光和亲情，倾心倾意陪恩亲慢慢变老，将情感化为行动回报。

陪 曹庆五
老母的生日又到了，相对于我家这天的意义非一般节庆可比，往年的此刻儿孙们无论离家多远多忙，老少四代总是齐聚一堂，欢歌笑语，其乐融融。转眼娘亲已离开我们两载，每当想起她老人家和父亲一道，含辛茹苦、历尽艰辛抚育我兄妹五个，那曾经的一粥一饭，那一声声、一幕幕，清晰如昨，心中便涌起万般思念。
母亲年轻时喜爱京剧，算是“票友”、擅长程派青衣，念齐鲁医学院时就曾随学生剧团在济南珍珠泉大礼堂演出，50年代尚常粉墨登场，是单位文娱活动骨干。连绵的政治运动开始后，身为高知的父母遭受了无数的精神折磨，自然“息影”舞台。由于她强大的基因承传，子女的艺术天分展显毕露，纵环境严酷，至少无人敢阻禁“黑五类崽子”鼓吹革命吧，我年仅六七岁，就自学演唱《红灯记》李玉和与《沙家浜》郭建光的名段，已经有板有眼，颇为行家称道，与姐、二哥同为街道和学校双重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队员，大哥则是校黑板报的“画手”兼“撰稿人”。
俺姊弟的艺术爱好得以幸存，除基因外，更赖于母亲在当时生活极艰苦的情况下给予的呵护与鼓励。二哥酷爱吹笛，妈妈毫不吝惜捉襟见肘的生活费，花2.5元买了最好的邦笛(便宜的往往音不准，会把误导耳音)，并请高人传授吹技，在日后艰难的知青岁月中，笛子为二哥省却了许多田作之劳，打倒“四人帮”后他凭实力分别考上两个省的歌舞团。娘还为姐买了凤凰琴（现已绝迹），后来又买了二胡和京胡，自己拉练。对于我的鼓励则更多，印象最深的是，为了在舞台上让我更加“光鲜”，竟动用了宝贵的布票，专门为我做了件新白衬衫（以前所有的衣裳均是哥哥们传下的补丁旧衫）。我爱吹口琴，斗胆向母亲提出，老人也咬牙同意了，亦是两块多钱一只。须知为填饱肚子发愁的年代这绝非小数字，何况父亲还颇具“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老派思想，不甚赞成孩子在音乐方面用心过多，可在无书可念、读书无用的时代，他很无奈，幸亏他很“民主”，虚弱的反对之声动辄被音乐旋律所淹没。
“9•13事件”后，政情稍趋缓和些，母亲居然买回了一架文革前产的脚踏风琴，这在其时简直是惊世骇俗之举。于是工作之余娘亲弹琴，我们唱歌，或姐与二哥弹奏，母亲站在一旁高吭。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这悠扬悦耳的琴声与歌声，如同沙漠中的清泉，滋润着精神饥渴中的我们顽强生长。由此，家人聚在一起舞琴放歌的传统一直保留到她老人家去世的前一年，只不过风琴变成了钢琴，系姐为老太太70华诞所献的寿礼。虽我们兄妹成年后都不是专业艺术圈内人，但娘的慈爱与睿智却慷慨适时地成全了俺们健全的人格和高雅的情趣，以至于二哥荣膺世界口哨大赛冠军，常在央视、省台献艺；我的美声在全省系统歌咏汇演中折桂，大哥在加国的侨圈小舞台活跃地编、演相声和戏剧等，小有所成，各得其乐，这都是后话了。
记得文革结束后，大批优秀老作品重现天日。我是爹娘最小的儿子，守着他们的时间最长，并属于较为乖巧听话的那类，于是又逐渐变成了“专职陪看”，观影不可胜数，如张君秋的《望江亭》、李少春和杜近芳的《野猪林》、杨秋玲的《战洪州》、关肃霜的《铁弓缘》、豫剧《朝阳沟》、评剧《花为媒》、川剧《十五贯》、越剧《红楼梦》等。后来不光是电影，凡有剧团来青岛演出，照例全由我陪看，对一个十三四岁、正值“屁股上长钉子”阶段的男孩来讲，成天看这些咿咿呀呀、锵锵台台的老戏，真如受刑一般。尽管内心老大的不情愿，还是无一例外跟着去。娘边看边给我讲些戏剧与舞台常识，介绍着名家的成名历程及奇闻轶事，我则是似听非听，偶尔还会打瞌睡。若干年后我浏览到晚清一位王爷的回忆录，其中有提到慈禧太后是个超级戏迷，而大臣们最怕得到的赏赐就是“赏看戏”，因为老佛爷是坐着看，被赏者只能在她身后站着观，伫立得腿脚肿胀、腰酸背痛，戏不完不敢走，好歹结束了，还得跪安谢隆恩，苦不堪言。读到这儿，便很自然联想到我的陪看经历，不禁笑出声来。
为什么我从不逃跑或干脆拒绝呢？不是不能，而是不忍。严慈为养育我而付出的心血实在太多太多，卅多来年我所取得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他们呕心沥血培养教育的结果。这种“不忍心”在我成年后又自动发展成为了各种各样的“陪”：陪旅游、陪会客、陪购物、陪散步、陪聊天，到最后便是病榻旁陪床—-
如今，二老的骨灰盒就安厝于俺的茅舍中，我不忍他们终日与黄土为邻，他们依然需要儿孙的陪伴，就像我年幼时天天盼望他们能早点下班、陪孩儿开心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