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中）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