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本禹：回忆江青同志（中）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阿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