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改革得更適合經濟社會發展 盧沙野接受加媒採訪談增進相互瞭解

（本報訊）中國駐加拿大大使盧沙野8月23日在使館接受《渥太華生活》雜誌發行人丹·多諾萬採訪，就中加關係、加媒涉華報導、中加雙方如何增進相互瞭解、中國治國理政理念等問題進行交流並回答提問。《渥太華生活》創刊於1996年，是較具影響的綜合性雙月刊雜誌，內容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旅遊等多方面。

在回應一些加拿大人和政府官員與中國人談人權時擺出教訓姿態問題時，盧沙野說：“這裡面涉及到中加兩國不同文化。中國的文化傳統是謙和，尊重對方。我們有一句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因此我們不太願意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我們很願意介紹自己的看法，但是願不願意接受由對方自己決定。我們不願讓對方感覺強迫他們接受什麼，當然也不願讓外人教我們怎麼做。而加拿大屬於西方文化，同中國的東方文化截然不同。從我與西方人接觸的經歷中，我感覺西方人好為人師，總認為自己是對的，喜歡教別人該怎麼做。因為西方的文化淵源是二元論，非黑即白，真理只有一個，而掌握真理的是我，你跟我意見不同，就站在了真理的對立面。中國人不同，不認為世界非黑即白，而認為某一件事可以同時是這樣又是那樣。西方由於近500年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社會實現了現代化，就認為比其他國家民族有優越性，認為有資格教導其他國家民族遵從西方的那一套去做，這就是我感覺到的西方文化理念以及目前西方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行為方式。具體到人權問題，西方國家總認為自己有資格當教師爺，要求別人這樣或那樣，這就是中國所反對的。這也是為什麼我在與加媒體接觸中反覆強調應將人權問題與經貿問題區分開的理由。因為我們認為，在人權問題上東西方本來就存在不同的價值判斷標準，那該用誰的標準判斷人權狀況呢？西方國家的還是中國的？這是扯不清的問題。與其費口舌扯這個問題，耽誤雙方自貿協定談判，不如先撇開這一問題，集中精力把自貿協定談成。我不去揪加拿大歷史上和現實中侵犯人權的事情，不是因為我不知道，而是本著中國文化傳統，不去揭老底而已。”

對於中國外長王毅去年6月訪問渥太華時在記者會上教訓質疑中國人權的加拿大媒體事件，盧沙野表示：這裡存在著雙方對有關問題的不同看法。“面對媒體，我有一個原則，怎麼提問是記者的事，怎麼回答是我的事。我不干涉記者提問的權利，媒體記者也不要對我怎麼答有什麼不高興。據我觀察，加拿大媒體與西方媒體一樣，提出問題時可以無所顧忌，不顧忌有關國傢俱體情況和對方人們的感受。但回答問題時，如果與其價值觀、感受稍有不同時，他們就會暴跳如雷，接受不了。他們覺得自己批評指責別人是正常的，但別人回擊他就是不正常的，認為這是過激。媒體、公眾人物、政治人物整天宣傳多元文化、包容性，但落到具體事情上他們就不能包容不同的意見，不能包容不同的價值觀。”

在多諾萬提到加拿大最重要的基礎工程設施參與者不是政府，也不是媒體，而是工會；講人權問題，最大的推手也是這些工會，並詢問盧大使是否願與勞工大會主席等工會領袖會面時，盧沙野認為：“修建大型基礎設施工程，中國有優勢。中國政府總是從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福祉角度，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共同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進行深入調研，瞭解民意和社會需求，在此基礎上進行科學正確的決策。決策一旦做出，就全力推進，所以大型基礎設施能很快建成……。任何事情都會有反對意見，要分析其是否合理，是否正確，如果不合理，違背絶大多數人民的根本和長遠利益，那就不要受其影響。這是中國的做法，我不想將其移植到加拿大，加拿大怎麼做由加拿大人自己決定。目前中加之間還沒有基礎設施項目合作的問題，對於我來說，目前沒有迫切需要做工會的工作，這恐怕更多是加政府的工作。但如有必要，我願意與工會領導人交流。加有自己的國情和做法，我沒有資格說這個好還是不好，我只能說中國現行的制度、模式和做法是有效的，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勞工標準，西方人喜歡拿這個問題說事，說到底，就是想讓其他國家在這個問題上向西方看齊。西方國家工人的工資、工作時間，發展中國家都按這一標準執行的話，是永遠發展不起來的，因為經濟發展水平沒達到。中國不是不想讓自己的工人與加拿大工人一樣，享受高工資高福利。但問題是，在中國現階段我們負擔不起。”他強調：“所以脫離國情談勞工標準是不合理的，這只是某些人為自己搞不好經濟而找的一個藉口。”

盧沙野在釆訪中就媒體在中加兩國交流中的角色和作用問題時表示：坦誠地向加民眾介紹中國的情況有助於民眾更好地瞭解中國，是他到任後的一項主要任務。“就中加合作中加拿大人關心的一些問題闡明中方立場，這很重要，就是要講中加合作中的好故事，可惜我跟媒體講中加合作的好故事他們都不給報導。”他並對多諾萬表示：“我也希望通過你們雜誌，把我的一些觀察和思考及中國的情況介紹、傳遞給加公眾。我們就是希望通過坦誠的交流，讓加民眾瞭解一個真實的中國，而不是只通過媒體瞭解中國。當然我們更希望加民眾通過自己的眼睛直接去看中國，我歡迎越來越多的加拿大人到中國旅遊、學習和經商。根據我接觸加拿大人的經歷，只要去過中國，對中國的印象都不會差到哪裡去。‘百聞不如一見’，‘事實勝於雄辯’，中國的發展成就擺在那裡，是抹殺不掉的。如果說中國沒有民主、人權和自由，那麼中國怎麼可能發展得那麼好。如果堅持認為中國即使發展得再好也沒有民主、人權、自由的話，則可以得出結論，一個國家發展可以不要西方界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西方界定的民主、人權和自由標準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每個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確定自己的民主、人權和自由的目標。因此，就民主人權問題爭論是無意義的。如果說有什麼價值觀是普世的，我的一個中國朋友說得好，改革開放才是普世價值。任何一個國家想要發展，不開放是不行的，不改革也不行，必須不斷改革制度、體系和生產技術，才能不斷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要論現在世界上哪個國家改革搞得最好，我不是自吹，中國搞得最好。從1978年甚至是1949年起，中國就在不斷改革，改革的目的不是把中國改得更像西方國家，而是把中國改革得更適合經濟社會發展，更能跟上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