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2)

沈如槐在他的《清华大学文革记事》一书中提到：孙华栋被团派的人打死后，“４１４的人对‘狗熊’无端绑架杀害非武斗人员的行为异常愤慨，决定伺机绑架团派人员，作为人质扣押在科学馆。”

于是，一批和平居民被伺机“请”进了科学馆，先后成为我的难友。这些人虽然是被“随机抽样”绑架来的，但倘若将各人的命运和在文革时的遭遇叠加起来，却也构成清华文革的一个缩影。除了杨立人，列举这些难友的经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曾昭奋，土建系教师，文革期间参加了以清华教师为主的“红教联”组织。因为“红教联”遭到４１４派的猛烈批判，曾也就被“请”进科学馆“说清楚”。我不知道曾昭奋是否在棍棒之下，将他和“红教联”的问题“说清楚”了。但我猜想很难。直到今天，关于“红教联”的是是非非，当事人和研究者或出书著文，或在互联网上争论得不亦乐乎。 １９９７年，“红教联”的主要负责人陶德坚在加拿大去世。她在病榻上写下《风雨人生》，给世人留下了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资料。

当年，４１４派对“红教联”不遗余力的批判可谓影响深远，不仅像唐少杰那样没有参加过文化革命的“文革研究权威”会在他的专著《一叶知秋：清华大学１９６８年百日大武斗》中沿用４１４派对“红教联”的批判，就是我这种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也一直以为“红教联”的成员中有很多坏人。 曾昭奋出身于广东潮汕农村的一个世代华侨家庭。因为“红教联”一案，他被定为“敌我矛盾”。“四人帮”倒台后，他虽然被恩赐为“人民内部矛盾”，但先是“犯政治错误”，后又修改为“属一般错误”。 这种对个人的政治结论“留有尾巴”的处理方式不过是为了让那些诬陷他的“材料”可以继续存活在他的个人挡案里吞噬他的余生。 然而，经历了种种磨难后，曾昭奋和陶德坚都成了受人尊敬的学者。 在我看来，文革中各派的政治观点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多少痕迹，只有个人的命运才值得人们去关注和深思。 １９９８年，已成为建筑界著名教授和《世界建筑》主编的曾昭奋，在《读书》上首次披露了我们在科学馆中的遭遇。十年中，他的这篇文章引起不少人向我问及文章背后的故事。

左羽，清华职工，和清华行政处的一个姓蔡的工人，在去领工资的路上中了埋伏，一起被关了进来。好在科学馆里住宿和吃饭都不收钱，工资没领到也不碍事。 １９４９年前，左羽参加了共产党地下组织。１９５７年，因给清华党委提意见被打成右派，虽然他倒是姓“左”。文革伊始，清华园出现反党委的大字报，有人贴了一张保党委的大字报《右派笑了》，警告反党委的群众不要重蹈１９５７年右派的覆辙。这“笑了”的右派指的就是左羽。

被打成右派后，为了不连累妻子和女儿，左羽离了婚。他别无所求，唯一难以割舍的是和女儿之间的情感，常常想去看望她。可是才十岁的女儿在学校里受的教育是“右派就是反动派”，不肯见他，还将他买给她的玩具扔了出来，说她不要反动派的东西。在科学馆的黑暗中，当他讲述这段人生经历时，不禁潸然泪下。

虽然我对１９５７年反右中发生的事和人物有浓厚的兴趣，但那时我对“右派分子”的认识大体上和左羽的十岁女儿处于同一水平。左羽使我开始了解到“右派分子”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并拥有理想的人。他们苦难而沉重的人生遭遇令人同情和发人深思。

贾振陆，数力系学生，和我同系，但高一级。他白天和女朋友吵架，深夜回清华，忧心忡忡，慌不择路，被４１４派的人“伺机绑架”。在科学馆的黑牢里，他无比追悔他和女友的那场争吵，也十分焦虑他和女友争吵后的“突然失踪”会有什么后果。 多年后，他出任华夏银行技术总监，在上海开会时特意来看我。旧事重提，当年的痛苦都成了开怀的笑料。 陈家宝，无线电系学生。比其它俘虏幸运的是他的女朋友加入了４１４派。陈被抓后，女友来“探监”。陈家宝受到特殊优待。或许，他便是沈如槐心目中一个没有受到虐待的俘虏。 ６月中的一天，科学馆屋顶上的高音喇叭突然广播了陈家宝退出团派加入４１４派的声明。陈听到广播后通过我秘密挖好的小洞传给我一张小纸条，说那个声明是伪造的，他没有当叛徒。为了讨回他的清白，他准备越狱。

今天的人们已经无法理解陈家宝为了证明自已对某一派群众组织的“忠诚”而冒险越狱的行为。但在那个年代的许多青年学生就是这样盲目地为所谓的真理而献身。陈家宝如此，那些拿着长矛参加武斗的大多数学生恐怕也是如此。 在这之前，我曾经逃跑过一次。逃出科学馆后因路线不对，被在外面放哨的卫兵截住，扑倒在地。在科学馆外面的草坪上，十几根长矛直逼我的眼睛，成为我在科学馆里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经历。

我虽然逃跑失败，全身又被用钢丝捆住达二十多个小时，但我因此知道选择另一条路线从科学馆逃走是可能的。６月中旬已属夏令，守卫科学馆的学生每天都要午睡，门口只留一人把守。科学馆的厕所就在大门口，只要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乘其不备冲出去，就可能成功。 我将我的逃跑“经验”告诉了陈家宝。在以后的几天中，陈每天在他的“牢房”中原地跑步，为越狱做准备。

一天中午，我们几个俘虏一起被带到门口上厕所。当我们都已出来后，迟迟不见陈家宝的动静。我明白他想跑。我对领我们上厕所的看守说：“你先将我们送回牢房吧，否则我们一起逃跑，你抓哪一个？”看守不疑有诈，便在告诉门口放哨的学生厕所里还有一个俘虏后，带我们走了。 结果，陈家宝果然乘虚逃跑了。陈逃跑的当天，便通过团派的高音喇叭广播了他的声明，指责前几天４１４派广播的他的“叛变”声明是伪造的。这一事件理所当然地让４１４派的人十分恼火。他们准确无误地判断出我知道并配合了陈的逃跑。我也就被理所当然地痛打了一顿。 在陈家宝逃跑前，每个俘虏都能享受“住单间”的待遇。所谓“单间”，实际上是学生做光学实验时用的一个狭长暗室，不到三平方米。暗室之间用木板相隔。

参加武斗的学生算是投笔从戎，虽然拿起了刀枪，但也不可一日无书。４１４派的武斗人员在从各食堂“抢夺”粮食，为日后坚守作准备时，居然没有忘记从图书馆抢了一批书。一日，我趁看守不备，从中“偷”了一本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这本书如同一道阳光照亮了这黑暗的斗室，使我不再感到孤独和恐惧。在昏暗的蜡烛光下，当我追随邹韬奋周游列国时，我全然不知身处何方。

书有数百页之厚，书中绝大部份内容都已不记得了。然而，邹韬奋在克里米亚海边天体浴场，被一群一丝不挂的苏联女孩子将他遮羞的小裤叉拉下，那情景，以及他由感到难堪到变得自然，甚至自觉那条小裤叉是多余的心理活动，却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在巴黎，他又去了一家有十几个裸体　Ｗａｉｔｒｅｓｓ　的酒吧“探秘”。当这些裸体女郎围着他周旋时，在餐厅四周数百面不同角度的镜子折射下，邹韬奋自觉成了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的唐明皇。

我也奇怪为什么只有这些和　Ｓｅｘ　相关的情节会如此鲜明地留在记忆中。１９８２年，我在美国读了李敖的《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等文章，看到他放肆地描写他在黑牢里的性心理活动时，我才恍然大悟：那是人在黑牢环境的极度压抑下产生的一种特殊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