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美”——我所经历的清华百日大武斗  (3)

陈家宝逃跑后，为了便于看管，我们五个俘虏被集中关押在一个只有五、六平方米的暗室里。四个人躺下后，第五个人只能坐着。 上厕所也受到了限制。在这个狭小的牢房里放了一个硫酸罐，作为我们“处理人体废水”之用。每隔一周，由俘虏抬出去倒掉。 密不通风的光学实验室变成了“化学实验室”，充满了阿摩尼亚的气味。 “人有三急”，这一点人道主义是不能不讲的。但为了防止逃跑，我们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在三分钟内“完成任务”。这条规定让我“便秘”了近一个月，到后来，即使给我三个小时，我也无法完成任务了。 好在我们还有限制饮食的规定，每天两个馒头被如狼似虎的肠胃消灭得一干二净。一个月便秘居然没有造成肠道拥堵，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不知是否能列入吉尼斯记录。

陶森，电机系总支书记。她高中毕业后做过几年北京东单区委的小干事。１９５６年，为了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她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恶补已经荒废的功课。三个月后居然考上了清华。但清华党委没有让她向科学进军，而是将她培养成一名党的干部。

４１４派虽然为解放干部做过许多值得称许的事，但也不敢偏离批判“走资派”的文革大方向。陶森便是他们作为“走资派”重点斗争的对象之一。那时候，两派学生互相揪斗加入对方组织的干部，使清华许多干部无所适从。

４月２３日，４１４派原定当天上午在大礼堂召开批斗陶森的大会。不料团派在凌晨抢占了大礼堂，批斗陶森成了百日大武斗的导火索。陶森也就成了第一个关押在科学馆的俘虏。

陈育延被释放后，她是科学馆中唯一的女性难友，被单独关押。在我们被集中关押后，她成了我们的邻居，和我们仅隔了一块木板，可以很清楚地听到彼此的讲话。她从未参加过我们的交谈。整个关押期间，我只记得她说过两次话，都是和我有关。 一次是在我讲述进科学馆的原因和经过时，突然听到她在隔壁发表了一句评论：“叶志江，你真是一个中世纪骑士！”

第二次是在我近一个月大便不通，痛苦不堪时，她教我用一块肥皂削成子弹形状，蘸上水塞进肛门。我照她的办法试了，果然成功地将堵在肛门口干得像石头一样的粪便排泄出来。

听说文革后她又回到领导岗位，担任过清华大学总会计师，清华大学基金会副理事长等职务。离开科学馆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但我从未忘记她对我的赞许和帮助。 在我进科学馆后的最初几天中，还有一个“难友”，那就是陈育延。她是４１４派抓获的最重要的俘虏，但我在科学馆中始终未能见到她。

和我在科学馆中“游戏人生”不同，陈育延一进科学馆便立即显示出她的“英雄本色”。毫无疑问，陈育延掌握着４１４派想知道的许多重要情况。他们也知道陈育延在团派总部受到排挤，因而十分想撬开陈育延的嘴。沈如槐在他的书中简洁而真实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４１４用衣服蒙住陈育延的眼睛，打了她一顿，逼迫她交代孙华栋事件的真相。陈育延知道情况却坚不吐实，并绝食抗议。”

陈育延绝食了七天。第八天，望着奄奄一息的陈育延，４１４派的头头动了恻隐之心，决定释放她。毕竟，４１４总部有许多人加入过陈育延发起成立的“八八串联会”，是所谓的“老八八派”，彼此有过共同战斗的友情。在陈育延签署了“离开科学馆后，生死自负”的字据后，她被抬出了科学馆。 文革时，陈育延思想激进，被人称为“陈常左”，那是时代给她的烙印。举一小例，毕业前夕我打算拿到第一份工资后给陈育延买一件绿毛衣，因为我觉得她穿绿毛衣很漂亮。 不料陈脸色一沉：“你怎么和余永泽一样庸俗！” 我鄂然。余永泽是小说《青春之歌》中一个迂腐落后的北大学生。我不知道买绿毛衣和他有何相干。

“余永泽也说过他北大毕业后第一个心愿就是给林道静买一件绿大衣，你们连喜欢的颜色都一样！我说你和余永泽一样庸俗，是因为你和他一样不关心革命，就想有一个漂亮的妻子。” 陈育延言之凿凿，不容辩驳。 我恍然大悟，深感无地自容。

但她正直，善良，高贵和理想主义的品质也令人印象深刻。她不仅在科学馆里主动绝食，以死抗争，不肯出卖同志，在蒯大富、沈如槐等清华大学文革风云人物日后受到审查时，她也从不趋炎附势，落井下石。 毕业后，她被发配到贵州省正定县安常镇一个中学教书。

人的归宿有时和地名会有一种宿命般的联系。三国时，“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和诸葛亮齐名的凤雏先生庞统便战死在“落凤坡”。 外号“陈常左”的陈育延落难“安常镇”，也算是命中注定。 １９７２年，她回北京探亲，工宣队知道后将她叫到清华。 “蒯大富已被隔离审查，希望你能揭发他的问题。”工宣队告诉陈育延。 “我在毕业前已写过有关材料，我没有新的补充。”陈回答说。 “你写的材料我们看了，你应当知道更多事情。蒯大富问题的性质已经变化了，你要站稳立场。好好回忆一下。”工宣队软中带硬。 “我现在的记忆肯定没有几年前请晰完整，我当时写的都是真实情况，我不会推翻。你们要作新的解释，那是你们的事。”陈育延本色不改，软硬不吃。 双方唇枪舌剑，争论到吃中饭的时候。午饭后，工宣队退而求其次：“我们取来了你过去写的材料，你在上面签个名确认一下。” “那可以。”陈也是爽快人。 她翻了一下工宣队交给她的几页纸，突然发问：“那不是我的笔迹。” “这是我们从你写的材料上摘录下来的，都是你的原话。”工宣队显然还不了解陈育延是何等人物。 果然，陈立即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怎么知道你们的摘录有没有错误，没有原件核对，我不能签名！” 不知道是工宣队找不到原件，还是这些摘录里有“猫腻”。他们终于恼羞成怒了：“你不肯合作，今天就到此为止，我们以后会有办法对付你。你中午在食堂吃了饭，请你付两角饭钱。” 陈连这点小事也不肯示弱：“吃饭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我从家中乘公共汽车到清华，来回车钱三角，应当由你们付。扣去两角饭钱，请你们给我一角钱。” 工宣队只得摆摆手，让陈育延一走了之。 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过后不久，安常镇中学便收到了清华大学调查陈育延的公函。 陈育延离开科学馆后才知道我因去救她而被扣押了。她大为感动。她并无太多音乐细胞，但在我被关押的两个多月中，却常常弹奏古曲《苏武牧羊》： 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

这段词实在太美了，也和我们当时的情况和心境太贴切了。不仅是陈育延“红妆守空帏”，我的老母也焦虑万分。她冒着风险，多次到科学馆向４１４派的武斗人员求情。有一次，她感动了他们，被准许进来探望我。我因为挨打，一条裤腿被撕破，露出血迹和伤痕。我怕母亲看到后伤心，见面时我始终坐着，用另一条腿压住撕破的裤腿。 在我出狱后的头一个晚上，陈育延十分动情地为我弹奏了这支古曲。我听后亦大感动，泪如泉涌。 但这段让人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有将我们永久地维系在一起。１９７５年，我们在武汉又戏剧般地分手。

小说《青春之歌》里，余永泽在北戴河海边救起了投海的林道静。两人相恋后又分手。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先生晚年写了一本《流年碎影》，言及他和小说作者杨沫（林道静的原型）的那段合和分“认定为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为落后，是人各有道。” 用这句话来概括我和陈的分手也应当是不错的。 和陈育延以死抗争不同，我虽然也算得上“坚贞不屈”，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是在“斗智”。 七月初的一天，团派武斗人员向科学馆的屋顶发射了燃烧弹，引燃了屋顶上的油毛毡，一时大火熊熊，整个屋顶被烧毁。而团派的高音喇叭却颠倒黑白，指控４１４派制造“国会纵火案”，企图烧死被关押的团派俘虏。科学馆里的４１４人员群情激愤，将我们驱赶到烧毁的屋顶，向我们展示团派的暴行。当然，在愤怒中也免不了对我们施以拳脚。

当我们被带回牢房后，看守拿来纸和笔，对我说：“团派广播说是我们放火烧死俘虏，你文章写得好，你将真实情况写出来，我们马上要广播。”

团派这种行为，显然是不管我们这些俘虏的死活，给我们制造难题。我不写，免不了一顿毒打；写真实情况，让团派难堪事小，我自己“失节”事大。略作思索，我写了如下一段话交给了看守：“火起时，我们全体俘虏都在一楼，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火扑灭后，我们又被带回一楼。我们现在都安全。叶志江”

４１４派的人看了我的字条后，对我的“机智”倒是很欣赏。因为我写了一段既符合事实，却又无法广播的文字。虽然我确认了俘虏们的安全，但“大火烧起来后，我们被带到顶楼失火现场”这段话却可能被团派拿来作文章。 看守对我说：“算你脑袋瓜灵，不广播了。” 我免去了一顿毒打。 除了毒打，在科学馆中最难忍受的还有饥饿。

我们每天发给两个馒头，大约下午二点发一个，晚上六点发一个。没有任何蔬菜肉食之类，只有一碗盐放在牢房中供食用。从晚上六点至第二天下午二点，整整二十个小时饥肠辘辘。

在清华念书的学生中喜欢吃米饭的南方人居多。而当时北京人的粮食配给是百分之四十玉米面，百分之四十面粉，百分之二十大米。对南方学生而言，吃米饭是一种奢侈的享受。武斗开始后，两派武斗人员都从各食堂中抢夺大米和面粉。科学馆里的武斗人员最初每天都可以吃到米饭。但在科学馆被围困的后期，由于蔬菜鱼肉的供应中断，４１４派的武斗人员每天也只能吃面片汤和花卷。上好的大米只能用来代替沙袋，修筑工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