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為什麼危險？

在現代歷史學界，有兩個必須被摒棄、但卻曾影響我們的歷史寫作近百年的概念—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前者源自西方殖民主義的視角，而後者則是被殖民國家人民為了反抗殖民壓迫、謀求獨立創造出的理論框架。毋庸諱言，這兩種視角都具有相當的局限性。帝國主義框架以歐洲歷史進程為中心，強行蔑視、抹殺非西方國家的歷史過程。民族主義則具有更強的排斥性，任何不能被有效納入民族主義道德性框架下的人物和事件皆會被無情扭曲、甚或遺忘。

作為現代人，我們的歷史觀念是非常可憐的。尤其是中國，因為近代歷史上的種種失敗和不盡如人意的表現，國家、教材和歷史學者不約而同地擁抱民族主義的大旗。從小學時代起，中國人開始接觸一個系統性的歷史人物形象塑造。林則徐是民族英雄，曾國藩和李鴻章則是賣國姦賊。滿清皇室無論怎樣強盛，都是思想落後、視野封閉、自尊自大的暴虐君主；革命的“鬥士”無論成功與否，則皆為具有高尚品格的大英雄。作為一個中國人，似乎他們只需要記住這樣幾個名字，他們對近代歷史的認知也就足夠了。那些或者比林則徐更英明政治家如許乃濟變成無足輕重的人物而已。這樣的歷史敘述無疑是殘缺不全而問題百出的。

什麼是民族主義？簡單來講，它是帝國主義的派生物，而非對立面。民族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民族主義者的最終理想是為積弱的祖國尋找一條走上現代化強國的道路。問題是，現代化道路的鋪墊者是西方的殖民者，是帝國主義的機構、科技和對歷史的認知。要想走上行現代道路，民族主義者清楚地意識到，不能依靠本國內的傳統思想和文化，而必須模仿西方國家的成就。這個矛盾的心理讓民族主義者不知不覺內在化了西方歷史觀裡最問題百出的一個概念—直線型時間歷史觀。這個觀念來自西方思想家，在十八世紀構建的一整套所謂放之四海皆準的文明觀，即文明的根源在於理性和科學，而文明的目的在於進步。發達的西方文明永遠在進步，落後的東方國家一直停留在遙遠而野蠻的過去。民族主義者想要擺脫落後的束縛，進入到開明昌盛的現代時代。基於這個目的，他們在歷史問題上很諷刺地投入到帝國主義歷史觀的框架裡，用極其生硬的語言形容自己本國的歷史—封建、無知、封閉、不平等、壓迫、階級等詞彙成了時髦且耐用的術語，而無視中國歷史上豐富的變遷和變化。

我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商鞅，這個戰國中期曾經舉足輕重的人物，被近代民族主義史學家頌揚為推動中國大一統事業的舵手。他那套殘暴而不近人情的變法改革，被認為直接促成了秦國的進步和強大。在急急要求革命的上個世紀，為政治服務的歷史學者把商鞅推崇成近乎聖人的地步，似乎商鞅是古代最偉大的進步思想家。梁啟超，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先驅作家之一，更把商鞅評為歷史上六大政治家之一。現在的媒體則對商鞅崇拜無比，把他看成是法治的代表，將其形容成與頑固的保守派和貪婪的貴族階級做鬥爭的勇士。有的電視劇甚至出現商鞅在稷下學宮義正言辭批判孟子守舊而不切實際的橋段，使人啼笑皆非。

商鞅的思想是怎樣的呢？只要讀過《商君書》的人應該清楚，商鞅變法的核心內容是取締商人、說客、學者、手工藝者，使秦國有限的人口全都成為勤勞的耕農和戰士，投入到有實效的生產，而不是只靠販運、賣嘴皮子吃閒食的人。這樣做的一個基本條件是要秦國政府拒絕接納外國的思想家和遊說之士，關上門來，將百姓變成沒有過分奢求，只知道耕作和打仗的勞動機器。我們必須承認，商鞅的這套變法對於短期糾正時弊，迅速強化國家力量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商鞅變法最大的貢獻是給秦國留下了一系列強化政權和軍隊的機構。但是，長遠來看商鞅是進步的嗎？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商鞅對待農民的態度，像他自己再三重複的那樣，是一種愚民政策。其次，他勸秦公拒請外國辨士和策士，使民眾不務“慧”，不致“巧”。換句話說，商鞅是要秦國關閉國門，絕少與東方六國進行貿易、學術和文化的交流。這完全是一種封閉主義，是民族主義者一向譴責的。再次，商鞅嚴厲針對的人群，以後見之明來看，都是可以推動國家乃至文明和文化長足進步發展的，如商賈、學者和巧工。另外，商鞅非常反對親情，認為那是法律最大的敵人。他倡導使用奸民互相訟告，禁絕所謂善民保護親近之人。他還以為管理國家應該用嚴苛的刑罰，這樣百姓知道畏懼，君權就會強化。這種種主張，顯然是反對人性的，根本談不上文明的進步。

另一個問題我們必須問，秦國最終戰勝六國真的是商鞅的莫大貢獻所致嗎？且不說秦統一六國的諸多客觀與偶然因素，我們看看商鞅死後秦國本身歷史的演變。商鞅推行的那些政策，除了農戰和爵賞之外，幾乎沒有在秦國產生深遠影響。他所反對的招攬外國辨士和人才的主張顯然是套空談。秦國未來的強盛，與外國人才的大量流入離不開關係。事實上，秦國歷代有作為的宰相幾乎都是山東六國有名望的人。商鞅認為，他那套極其嚴密的刑法能加強秦君的君權。可事實上，秦惠王死後，繼任的昭襄王長期被太后壓迫，秦國公室貴族依舊勢力膨脹，最後還是在外來說客范睢的幫助下才最終佔據了政治鬥爭的上風。商人集團更沒有因為商鞅的墾草和農戰政策而消失、衰弱。外國商人如呂不韋甚至遊說秦國王室，最後成為秦國宰相。這種種實例表明，商鞅不但不是秦國完成統一大業的推手，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個阻礙者。他的許多主張最終成了歷史的塵灰，被英明的統治者拋棄了。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和這樣一套主張，被民族主義者宣揚成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商鞅本身也被描繪成了被悲情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