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小平访谈 (2)
我是1973年上大学的，当时叫工农兵大学生，当时毛主席说今后的大学生要从工人农民战士中选拔。我怎么从知青成为一个医生？正好1973年邓小平有条件地恢复工作，认为工农兵大学生也需要考试，因为文革中大学招生是不需要考试的，谁表现好谁就被推荐上大学。邓小平认为不够，他要求进行文化考试，所以1973年工农兵大学生招生恢复了文化的考试。虽然当时的考试题很简单，但由于那时候大家都不读书，很简单的题也有很多人不会，我因为平时比较注意看书学习，在大家都很差的情况下，我就算考得好的。
当时有一个很出名的知青考生叫张铁生，他交了一个白卷。他说因为他平时都在干活，没时间看书，一看考试题什么都不会，所以交了一张白卷。他在考卷背面写了一封信，说这个考试不合理，我们都没空复习，怎么能凭这个决定上大学呢？于是这一年选拔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就乱套了，交白卷的也上了大学，有的考得好的反而上不成了。
当时我们都参加考试了，考完结果我当时在农场里面还考了第一名。当时我们农场只有一个大学的指标，当时叫吉林医学院，现在叫吉林白求恩医科大学。在知青中当时我算是非常幸运的，领导觉得我不但考得好，平时也勤劳肯干，所以就让我上大学了。我听说有些人没我那么幸运，因为受张铁生交白卷影响，被批判成只专不红，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
进到这个大学以后，同学们都很努力，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将来都是医生。当时培养出来的医生跟现在的医生不一样，当时毛主席说实践出真知，实践第一，于是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首先要非常注重实践，注重动手能力。所以在上课之前头两个月，都必须到医院里面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当时的动手能力，做手术啊，急诊值班等等，进步很快，很多东西还是值得现在医学院学习和借鉴的。我们当时必须会打针、输液、理疗、手术，动手能力第一，现在很多医生打针都打不好的，很多青年医生毕业以后不怎么会看病，而我们当时一毕业就直接当医生。
我们学校是白求恩当时在晋察冀边区创建的，叫白求恩军医学校。我们学校在当时的情况下，理论知识学的相对比较少，大部分都在医院实干。当时我们几个知青，从北京、上海来的知青外语比较好，而其他地方的外语就差一些，读药方写药方就困难些。我们当时被留在学校，到医院做医生，做老师，主要任务是看病人，另外也带学生。
我在做知青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将来会来这么一所学校，知青的时候总是想前途渺茫，怎么努力也无法改变我们的命运。很多知青都是这么想，很多知青没有目标，只能混日子。我当时算是有点想法的，偷偷看些书，直到1973年上大学以后，才开始有点理想了，要成为一个好的医生，成为一个好的老师，但当时也从来没有想过到美国去留学，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安娜：你是哪一年到美国留学的？
沈小平：我是1988年出去的，还不算晚。当时我已经是医生了，我是1977年毕业的，在中国大学本科毕业就可以当医生了，美国是医学院毕业再实习几年才可以，这是不一样的。毕业以后，我留在长春的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做内科医生，做了五年。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又考上了本校的研究生，1985年毕业后到任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做主治医师，1988年申请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医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安娜：您已经是主治医生了，您为什么还要到美国呢？
沈小平：要懂得中国的很多事情，你必须要了解它的历史背景。当时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到美国去都是一种时尚。当时80年代是出国风最盛的时期，很多朋友同学都去美国了，很多学习差的同学也去美国了，你不去就说明你没有能力，你落伍了。本来，作为一个留在外地工作的上海知青，能够回到上海做主治医生已经是很大的梦了，已经很好了。但当时读英文医学文章一天看不了一篇，看到这么多同学都出国留学了，觉得还是应该要出去，继续深造。于是开始申请，但美国上学的学费太贵了，我们哪有这么多钱？我就申请博士后研究工作，不光不用交学费，还有钱给，这样在美国一待就是这么多年。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走到这么远，到美国去进修学习和研究。后来因为很频繁的回国访问考察，跟中国政府企业接触多了，一位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认为我很有回报家乡这个理想，又在农村当过知青，后来成为医生，后来又到美国，等等。我们都觉得目前的中国缺少有爱心有良好职业训练的护士，他说我正在盖楼，要建个学校，你回来吧。我想我自己在美国学了很多东西，脑子里一直在想，有机会我一定要回中国办一所护理学校，可以把自己很多的理想付诸实践。两个人一拍即合，所以当时就决定回来。
但是回来后，碰到的困难比你想的要多得多，国内很多事情不是你想干好就能干的，你没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是不行的。我刚回来的时候，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啊，大家都很需要，社会也需要，医院也需要，但是后来我人回来了，才知道这种学校要审批的关卡太多了，医疗专业的学校不但要区里批，市里批，而且还要北京的部里批。当时为筹办这个学校，跑了很多地方，几乎快要失去信心。类似的学校上海现在有八所，我们是第一家申请下来的，非常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