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一个尊贵的名字

一

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话很少。这种隔膜也许是从小就养成的了。我小时，他在沈阳一家建筑企业当工人，我妈在山东农村带着我和我姐，教书兼种地。东北的建筑行业有季节性，每到坑塘里的水结冰我能在上面跑的时候，我爸就前胸后背挑着两个绿色的帆布大兜回家了。春寒料峭时，他又提着两个空瘪的兜走了。

兜上漆着五个毛体白字：“为人民服务。”人民，在哪儿呢？

大部分的日子里，我生活中没有我爸这个人。只有当我妈念叨着你爸该来信了，或是你爸该打钱来了时，才恍然觉得生命中这个人对我妈的重要。

我的记忆仿佛就是在那年我妈不停地念叨声中清晰地开始的。那天晚上，我妈把刚刚煮好的玉米粥端上桌的时候，我爸突然走进屋来，肩上两个大包压得他本来不高的身躯愈发瘦小了，肩上带着雪花，眉毛胡须皆成霜，哈气如人吐出的一口烟。

他坐在炕沿上，笑。仿佛想亲吻我们，拥抱我们，但没动。我妈把我和我姐往他怀里送，我们两个赤溜一下全钻到了我妈背后，探出头警惕地注视着他。我和姐的一举一动，都使他目不转睛。譬如我们捧起碗喝粥，搂着大黄狗的头亲昵，飞瞟一眼的时候，我爸用热烈的眼光望着我们笑。他的这种笑让人惊心：分明是笑着，眼里 却有一层泪花。回到了家，哭和笑这两件事，使他不知先做哪一样好。

回头，我妈用衣襟擦眼，全身都在抖。

第二天起来，院子里的雪已被我爸扫得干干净净，早饭也被他做好，他仿佛在用一种劳动手段补偿对我妈的歉疚。但他的一口东北口音，仍使我和他存在着某种距离感。有时，他想摸摸我的头顶，看看我长到他胸部的某个位置，我却总是如兔子一般受惊，飞也似地跑掉了。当我渐渐地接受生活中突然多出来的这个“陌生 人”时，他却又如燕子般春天神秘地走了。

这种长时间的隔膜，仿佛也造成了我和他交流上的困难。

二

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妈和我姐跟着我爸进城了。

因为转学的关系，我比他们晚来一年。

当我按着信封的地址，莽莽撞撞找到家时，我爸正在院子里劈柴。

家在沈阳的东南部，是一处连绵不断的平房区。房子皆成灰黑色，透着一种贫穷和苍桑。家其实是就是一间屋子，小、低矮、拥挤。

我爸帮我御下肩头的包，让进屋，他站着看我，做两件事，一是笑，像天上降下来一个宝贝，忍不住地笑。二是搓手。骨节突出的两只手互相掰扯，手语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太好了，太好了，全家终于团聚了。

其实团聚了，我和我爸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少。建筑工地讲究时令，每天天不亮，他就骑着车上班去了，晚上，我们吃完晚饭了，他才驮着一捆工地废弃的劈柴回来。他骑一辆城里人很少骑的二八自行车，他骑在车上，总让人感觉不协调，仿佛他的背影略显单薄了。别人问他干嘛骑这种笨重的自行车，他答说这车小偷不偷。其实 我知道他的真实意思是这种车能够驮大一些的东西。我有时候很担心他骑这种车在冰滑的路面上摔下来。果不其然，有一次就滑倒了摔伤了尾骨，躺在炕上休养了好一阵，但好了，他依旧骑那辆笨重的自行车。那时，母亲没有工作，姐姐在给人打零工，我还在上中学，全家的生活主要是靠他，他是想能给生活减轻一点负担啊！

房子不够住，他就自己和泥、砌砖，把一个小煤棚给我拆改成了一间小书房。因地势所限，小房成不规则的直角梯形，没有窗，只有一扇门。安了一张床，一个小书桌后，就无处下脚了。

我爸对给予我这么一个蜗牛似的空间似乎很有歉意。他是建筑工人，盖了沈阳大大小小不少知名的建筑，而给予儿子的似乎拿不出手，这种反差让他失去了自信。我却很满意，一张床，一半地方睡觉，一半放书，书堆到棚顶，用时便可随意抽取。最主要的是静，虽闷热不透风，却光了膀子正好看书。

三

我爸也随着我们搬到楼房的时候，他已经退休。

他很想再找点事做，比如摆个小摊，或是给人打个更什么的。我知道了，给他发了火，说你一辈子像蚂蚁似的忙，忙，没时间抬头看天，没时间陪我妈，你就不能好好休息一下？他嗫嚅着，红了脸，想争辩些什么，却终于没有出声。也许一个家庭中，儿子成了家，娶了媳妇，有了孩子，主导一个家庭的角色不知不觉更换了。

我爸忙了一辈子，到头来还是闲不住。他天一亮就起床，起来做饭，叫醒我儿子，整理我儿子的书包、衣裤、鞋带儿等等，然后送我儿子去上学。他还是骑那辆笨重的二八自行车，不驮劈柴，驮我儿子。早、中、晚，无论多大的风、多大的雨，校门口早早站在那儿接孩子的家长中，总有我爸的身影。

除了做饭、买菜、接送孩子，我爸做的就两件事。一件是修理他的自行车。他手很巧，能做各种各样的修理活，不为生计所迫，能用上的就只有修理自行车了。我每次看见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摆弄自行车轴承时，感觉像孩子做游戏一样全神贯注。虽然我爸的“技术”没有使他变富，但他从小就给我灌输一个道理，人嘛，就得有一门技术。这个观念的背后还有一个理念，就是劳动光荣。每次看到我爸骑了十几年的自行车还光亮如前时，我就很为他自豪。另一件事是我爸去楼前的树荫下下棋。 下棋的人中，多是退了休的老工人。他们衣衫平凡，随处坐卧，我爸和他们有共同语言。

有几次，我下班早，闲着没事就去看他下棋。他们三五成群地下棋聚谈，凑上去听，入耳皆为国事。这很让我惊讶，我在一些场合，譬如在酒桌上，听到的多是官员讲黄色笑话，文人则在泄忿。这些老工人们也许并非热心政治，而是热切在关注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地震、奥运，甚至藏独、导弹等等。

从冗长的领导报告会场中出来，到棋摊听这些大多数穷人的评论，让人惊诧于老百姓用一种明快的方式一语道破事物的本质。比如四川大地震，我爸坐在修车的老孙头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沙发上说：“中国人越有难越团结。”语言简洁，充满了让人琢磨的味道。

回家，我爸依然很少同我唠嗑，国家大事之类的跟我更不会谈。他也许觉得我是国家工作人员，对话不在一个层次，于是选择了沉默。但每天晚 7 ： 00 ，他准时会回家，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把散步余兴未尽的我妈一个人扔在楼下。

吃饭时，他也偶尔叮咛我几句，多用短语，比如：

“喝了酒，别开车啊！”

“不能收人钱财啊！”

“当了领导，也不能有男女作风问题啊！”

这些话，纯朴、明朗，多半是他看报纸读别人的故事，反身来教育我的。他生怕自己的儿子走错了一步，让他心里不踏实。他一生生活在底层，内心却祥和。

同我没话，同孙子却有说不完的话。我儿子作业少时，常常拉他一块儿下棋，一步棋，他能讲上半天，有时孙子不耐烦了，抢白他说：“我知道。”下一步棋，他又会叨叨不休。

有时，我在旁边看着，看着祖孙两人蹲在地上下棋，心里不禁生出很幸福的沉醉感。我爸明显的老了，他弯腰时有些吃力，须发也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灰白色。而我儿子却如春笋般一节节长高。

四

我爸对吃饭、穿衣不太讲究。

他吃饭香，腮帮子鼓得溜圆。穿衣有时到了邋塌的地步。

有时，我媳妇看不过眼，上街给我买衣服，一式两样，浅颜色的给我，深颜色的给他。他其实非常高兴，但语言上却责备我媳妇：“给我买衣服干啥？我又没有正经场合去，攒着钱给孩子读书吧！”衣服买来，他往往不穿，就放在了箱子底。他依旧穿他的旧衣服，衣服不穿坏，舍不得扔。

旧衣服穿的走了形，不合身，人未免就显得猥琐了些。我媳妇没办法，又不好现脸色给老人看，就用了一个折衷的办法，把我穿过的刚洗几水的衣服说成旧衣服给他拿去，他望而欣慕，欢喜而又有些不安，“这衣服他不能穿了再给我拿来就行。”他甚至喜欢穿我淘汰的旧警装，拆掉臂章，走在街上不觉间挺胸抬头。他常下棋的棋友中，也多半有人穿着儿子的各式衣服。旧警服、或者说有一个在他的眼里认为有出息的儿子，让他觉得脸上有光。

人老了，总有一些小病找上身来。我爸隐忍，不让我妈给我说。自己上药房开些药，就算完事。有一次，我妈说了，我同他发火。他一边把收音机放在耳边，听单田芳的评书，一边说：“我早就说没事，这不没事吗？”闭着眼睛，很自负。他其实是怕花钱。他退休工资不高，我妈没有劳保，他是想少花一些钱，减轻一下儿女的负担。

我前些年买房，想贷款。我爸让我妈把他的存折给了我。我妈说：“你爸一辈子就攒这几万块钱，你拿去用吧。”我握着那张存单，像有一股滚烫的水冲到嗓子眼，想哭。

有人把父亲讴歌为大山呀，江河什么的，我想了很久，想不出一个恰当的词形容我的父亲，他的大半生如草芥一样卑微，如蚂蚁一样勤劳，却又如寒冷中的火一样给人慰藉。他同我的话少，也许正应了古人说的大爱无言吧。

我想，父亲，是人生中最猜不透的一个谜。一个父亲，无论伟大，还是渺小，父亲都是一个尊贵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