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屠殺幸存者許長坤先生專訪

Sunday, 06 21, 2020 naweeklytimes

編譯：王勇

许长坤先生是柬埔寨华侨。二十四岁即奉派到日本，商谈让日方开发柬埔寨一座山的林木。日方致电报他的雇主，要求派一较年长的人。他的雇主回复说：“此人可以！”1975年四月，红色高棉占领首都金边，将所有居民强行驱逐到集体农场。许先生毕生的辛劳，化为乌有。1984年，他以难民身份来到加拿大，曾向英文《The Thornhill Liberal》口述他的难民经历，由王勇编译成中文，刊于《安省越棉寮華人協會》第三十四周年会庆特辑。现为响应6月20日“世界难民日”，谨将该文重新刊登，并为之序。

林达敏敬啟

2020年6月

许長坤先生在Thornhill的家中接受了我们的采訪，看起來他現在過著寧靜、安居的生活，但是家門入口上方掛著的一塊小小的‘照妖鏡’，卻似乎提示我們，現實生活中也存在鬼魅妖魔。事實上，許先生一家正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發生在東埔寨最惡劣的種族屠殺的幸存者，許先生和他的家人僥幸逃過了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由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發動的種族屠殺，那場屠殺造成了至少170萬人口的死亡（占全國人口的21%)。

許長坤先生講述，他女兒Lia (也是集中營的幸存者）幫助翻譯。他說，“軍隊開過來，你不得不離開家。他們告訴我們，美國飛機會來轟炸。但是，一旦離開了家，就很難再回去了” 。夢魘始于1975年，許長坤先生和他的家人跟全國超過200萬東埔寨人一起被趕出了首都金邊，到了鄉下農村的集中營，噩夢般的生活一呆就是四年。一夜之間，貨幣也被高棉政權取消。“士兵都用紙幣來點煙”。紅色高棉共產黨認為城市滋生了資本主義，農民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許先生對紅色高棉的惡行至今難以釋懷，“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怎么想的” °

說起電影The Killing Fields所表現的場景、許先生說：這部電影没有反映我們所受苦難的真實情況”。在集中營，他必須從清晨到傍晚幹農活，一天卻只有兩小杯米維生。如果沒有他從外面偷偷弄來的食物和藥品，一家八口恐怕也兇多吉少。許先生能感受到周圍死亡的氣息，如果“在晚上有軍隊闖入，告訴你準備搬家的話，那就意味著要被處死”，整家整家就這樣消失。一年之中，該集中營的人口就減少到了約2000人。每晚臨睡前，許先生就會擔心軍隊會不會這樣闖入他的家門。到1979年這場災難結束時，許先生的母親，姐妹和許多家人都死于波爾布特實施的扭曲的世界觀和政策之下。

1984年，許先生歷盡艱辛來到了加拿大，開始了新生活。對于這場災難，許先生選擇了不再過分多想它的態度。“這不是個人的悲劇，已經發生的事情我無法改變。生氣和悲痛都無濟于事。我只能選擇向前看，不然就會毀掉新的生活。”但是許先生的另一位女兒Winnie告訴我們，在許先生勇敢、堅毅的面容背后，过去的種種苦痛仍然縈繞在心沒能輕易散去——要忘掉并不那麽容易。她常常會聽到父親和母親談到那幾年所受過的苦難。“雖然已經過去多年，但是影響依然存在。爸爸是個真正的男人，他努力把種種不愉快藏了起來。”

許長坤先生希望能夠為還在遭受苦難的柬埔寨盡快恢復提供幫助。十多年的戰爭在那片土地上留下了數百萬顆地雷，還時時威脅人民生命、阻礙著經濟的發展。國家的基礎設施也還十分薄弱。

接受采訪前數月，許先生曾回到柬埔寨，對看到的種種情景還是很驚訝。“他們現在還十分貧窮。看了真的心疼。”許先生記得上世紀六十年代東埔寨經濟繁荣、政治穩定，“我希望朿埔寨能夠恢復和發展，有一天能夠重新拾回‘亞洲的瑞士’的美稱”。

在很多方面，許先生身上展露出多元文化的特點。他講東埔寨語、中文、越南話，和一些法語。做菜也喜歡采用來自這些不同文化的不同做法。

許先生一直熱心社區服務，目前在兩家為鄉親在加拿大安居和融入提供服務的社團機構——安省越棉寮華人協會和安省潮州會館任監事長，退休后反而更加忙碌。

“我愛加拿大，這是個自由的國家” ，他說。

“只要致力于推動社會進步，加拿大會繼續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國家”。

“不進行（東埔寨式的）權力爭斗，平等對待每一個人，加拿大將永遠是一個偉大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