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论 世经与中国（二）

据《纽约时报》的一篇时事评论说，从尼克松到小布什等历届美国总统，都尝试塑造中国的成长过程，但却心有余力而不足。他也透露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都尝试以“棒喝”来威胁过北京，使其民主“就范”，但并不灵验。当然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到，中美关系并非万事大吉，亦非就地踏步，更非走向泥沼。

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在于不确定性。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由于中国日益强盛和中美关系格局持续有变化，对这种关系的战略定位与发展前景进行评估作为决策依据，成了美国朝野密切关注和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其一，不同定性在于时代背景的变易。回顾以往，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期，直到布什执政后的21世纪初期，随着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的起伏变化，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性，不同时期有不同表达。

在中美联手对抗苏联威胁的年代，美国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视中国为“非结盟友好国家”。

苏联解体后，中国战略价值下降，中国内政问题（换言之属非民主阵营）成为中美关系一落千丈的重要问题，敌视中国的气氛逐渐兴起。克林顿在1992大选中把中国列为“以巴格达到北京的暴攻”，类似后来布什所说的“邪恶轴心”。但随着中国形势变化与经济高速增长，中美关系逐渐回升。经过1997-1998年两国元首互访，克林顿提出了中美两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的主张。

然而，这种政策遭到共和党右翼的强烈反对。布什登上白宫宝座之后，立即废除克林顿对台的“三不“政策，把中国定性为 “战略竞争者”。

911事件之后，美国需要中国支持反恐，布什政府不再提“战略竞争者“，而把中美关系定为“坦诚，建设性与合作”的关系。但这只表示关系的状况，而不是它的定性。笔者把外交辞令的解释，似乎给世人一个大演《三国演义》现代版的机会。

近期来的“利益攸关方“，去年布什政府对中国与中美关系问题的现状与前景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与思考。美国负责外交，国防，商务，金融与其他有关方面的高级官员，接二连三访问中国。目的不仅是为了与中国政府会谈双边关系，而是要实地考察，甚至走访城镇市集，想亲自摸一摸中国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情况，探测中国能够如此快速发展的原因，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从而作出政经评估。

这种评估的结果，最后落实到了国务院第二把手佐利克的结论，就是要把中国充当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但是也并非界定中美关系的称谓，因为它是附带条件，不确定和可变的。即不认为你是敌人，也不肯定你是朋友；中美关系的好坏，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合伙，是否挑战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笔者则喻之中美不确定性的非敌非友的中间外交政策形同两者在搞”橄榄政策（Olive Branch Polich）“,从好的方面观察，佐利克抛出来的这个说法，意味着承认中国的强国地们，重视中美合作，需要借助于中国的力量和影响来维护目前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

佐利克的话，也隐含着承认中国已经是世界老二的地位。但是他所谓的“负责”含义何在，究竟对谁负责，怎样负责，负责对谁有利？笔者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重视确是举足轻重。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来形容中美关系，表明美国直到现在还不能确定：中国将来究竟是美国的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第二是中国发展结果对美国的影响的不确定性。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愿意看到别的大国的力量超越自身，更不会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担心中国的发展方向变化，其势头必然会导致对美国强权地位的挑战；第三是台湾问题的不确定性，所以美国把好坏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在内，而以友好和敌意两手准备来应付两种局面。

笔者认为孟子所说：“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抱着“和谐世界”理想的胡锦涛这次亲自上阵展开“个人商业外交”，峰会上带给布什一种知心感觉，这样无疑能使今后中美关系更顺利，友好发展。

布什服下这枚“定心丸”，自然能够左右逢源。一，中国美国信得过的维护世界安定的“商贸利益伙伴”；二，中国的“崛起”为的是13亿人民的安居乐业，对世界有利，避免成为累赘；三，中国急切愿意与美国加强合作，使数十载“东亚稳定弧形地带”安稳无恙而不减弱美国对这个地域的“领导”地位；四，中美经济市场发展及保持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任何不合理，不调和，不平衡等现象可以随时调整，使两国经济更紧密地整合。最后归根结底，是中美经济关系。

新书《中国，资产负债表》作者说，应该用便于化的整体观点来看美中贸易赤字，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美国在国际上的贸易出超与利润赢得是小巫见大巫关系。而且，美国进口的“中国制造”主要是把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原料及元部件在中国加工，组装成成品，实际上是美国对全亚洲的贸差。普遍认为，中美之间摩擦的基本因素是人民币值信仰（从而使其他亚洲币值也偏低），最终对两国正常经贸关系有害，这一点谅中国经济专家早意识到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