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永凯访谈 (2)

安娜：他们在乡下没有听说过毛泽东的政策？

   翁永凯：我们那儿没有电，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所有这些信息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去那儿，是公社告诉他们这儿有很多学生娃来，每个队要分几个，你们派人来领。每个队来了几个年轻人，弄了几个车子，用骡子拉着车装的行李，每一个村几个，把我们都放到那里去。当时可能有两万多知青到延安去。

   安娜：你们村里有几个？

   翁永凯：我们村有十几个。

   安娜：都住在一起吗？

   翁永凯：没有，我们分上面一个小队，下面一个小队，男女分开。当时很多，两万多人，包括现在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们也是坐我们那个火车一起去的，什么王岐山啊，习近平啊，大家都是一起去的。那个时候没有想很多，也没有想过以后会回来。

   安娜：没有强迫的感觉吗？

   翁永凯：当时文化大革命了，你没有选择。组织把你散在那里就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以后是否还可以见到父母，也不知道是否还可以再见到我的兄弟姐妹，我以后的生活就在那里了。我做赤脚医生，是因为我去以前已经学了一点。

   安娜：您在学校已经学了？

   翁永凯：是在北京，不是在学校学的，自己学的。

   安娜：从哪儿学的？

   翁永凯：当时我们家有一本赤脚医生手册，我就跟着那本赤脚医生手册学，自己去看，自己在自己身上试验，都是这样。

   安娜：您当时已经对医疗感兴趣了？

   翁永凯：并没有说是感兴趣，因为知道要去农村，而且并不知道会回来，你在那里靠什么生活？我那时候年纪很轻，那时候就想说你要靠什么来生活，如果我光是靠种地，我肯定做不过那些男生，所以那时候想要学一技之长。农村大家都知道缺医少药，所以就学了这些。那时候去农村之前，在自己身上都试验过了，针灸啊，按摩啊，配一些中草药，简单的东西。所以走的时候就带一些药，很简单的一些东西。

安娜：带的中药还是西药？

   翁永凯：中药西药都有，一般是西药多，就带了一个小的盒子，盒子里面放了一些药，买了一个听诊器。实际上赤脚医生在队里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职位，老乡小孩子生病了，你就帮他看一下，比如说小孩子发烧，比如给他做一点处理，让他怎么去退烧，不是光单纯的像现在要给药，那时候并没有这些，我们就是用冷手巾敷一下，脊柱两边做一下推拿。小孩经常的病就是胃肠道的，伤风感冒，还有一些妇女的妇科病，我们当时是用一些最简单的办法去帮他们。实际上赤脚医生也没有说是谁选的，只不过是大家都来找你，白天还是要去劳动，晚上回来人家就来找你，有时候你就会到老乡家里面去看。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帮他看一看，让他多喝水，给他喝一点点药，成人的话，妇女的话，给一些止痛片，很简单的这种。怎么当上的，没有说是谁选的，他们自己就会来找你，因为你帮他看好病了。比如有的老年人，有的小孩子，他身体不好，有病的时候，会来找你，你帮他看了以后，他觉得好，下回还来找你，互相一传，他们就来找你了。很简单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安娜：这个村里面只有您一个人有医疗的技术？

   翁永凯：对，另外一个村有一个是当地的，旁边一个村，离我们五里路，那个村有一个当地的赤脚医生，岁数大一点，但是他也没有受到过正式的教育，都是这样子。你如果说是一些培训，我们没有经过正式的培训。但是比如我每一年的冬天，可以回到北京的时候，我都是到医院里面去实习。因为当时对于在农村的知识青年，城里医院一般都会网开一面，当然我们也认识一些人，托一些人，会让你去跟着实习。比如我曾经在北京矿务局总医院妇产科实习一个冬天，将近两个月。但是真正在那里的时候并不完全是只学妇产科，我也看X光片，也去化验，检验科，内科，儿科，各个科都去，都去学习。晚上的时候如果有手术，要生小孩的，我就要守在那里。偶尔的如果没有事就睡觉，我好像在那边很少脱了鞋睡觉，都是在值班室里面等，白天的时候在病房里面，帮他们拖地，给他们产妇做吃的，什么都干，那时候真是求知欲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