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董从此去 江海尽余生

本报专栏作者：乐鱼

经过多日的无奖竞猜活动之后，3月10日香港特首董建华终于正式揭晓谜底：我老人家现在很不爽，不要误会，是身体上很不爽，不是精神上的，所以决定不干了。感谢中央政府批准了我的要求，现在可以歇歇了。

我相信老董不会像我这样八卦，边看新闻边哼过时的老歌：“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遥想八年前，董建华从一个在政坛默默无闻的航运大亨到突然在政坛凭空而起，成为首任香港特首。在风光无限的同时，想来也不会预料到自己是这么一个结局。

不过所谓“理有所至，事所必然”。回顾八年治港历程，董建华的黯然下台也是情理之中。记得八年前，当香港在火树银花中回归中国之际，董建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份施政演说。当时在广大内地群众看来确实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现在回首当年，就可发现当初的目标早已成为了香港灾难。八年来，董建华政府可以说是香港的“裱糊匠”，一心维持的只是老房子旧时的美丽。细看之余是一切空转，八年光阴，尽付流水。

回首八年的治港历程，可以说是典型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着房价高了，就推出八万五计划，一下子打出一片负资产；中产阶级怨声载道了，又赶紧把八万五打入了冷宫。要说董建华本人能力有限，确是实情。但董建华自始至终能够得到大多数“大亨”的支持，就因为在过去的八年中，商人治港的的老董可以说始终在做两件事：迎合商家和揣摩上意。一个宏伟的数码港计划最终又成为“超人”们的盖楼大计，并最终让香港丧失了一次转型的良机。而“二十三条”立法事件更是典型的揣摩上意，谄上欺下终至民变的老套路。
在否定董建华八年治港的同时，也就是间接地否定了中共中央对香港的决策。可以说，自始至终，中央对香港的认识都是有偏差的。由于主要的香港问题决策者们对香港的视野很大程度上仅停留在上流商家的身上，因而产生了错觉。仅仅把香港当作一家公司、一个经济动物看待，而忘记了香港首先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实体，最终导致了人选和政策上的错误。而对于“治港”的港人们来说，始终觉得自己背负着资本的原罪，一切唯上命是从，宁左勿右，罔顾众多市民的要求终致失败。

董建华的离去，标志着香港历史翻过了一页。老董从此可以以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吟啸风月、安享余年。署理特首的曾荫权作为一名公务员出身的特首绩效如何，还要拭目以待。
这里以尼克松的一段话结束本文，对于商人治国，再没有比这更精辟的论述了：“伟大的领导能力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既要求有非凡的魄力，又要求有非凡的想象力。长期以来，在美国广泛地存在着一种信念，美国需要一位真正第一流的商人来掌管政府，需要一位已被证明能胜任并能有效地掌管一个大型企业的人。其实，这一点并未切中要害。经营管理是一回事，领导能力却是另一回事。正如甫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沃伦?本尼斯所说：‘经理们的目标是必须把各种事情办得正确，领袖们的目标是必须做正确的事。’…… 经理考虑的是今天和明天，领袖必须考虑到后天。经理代表的是一个进程，领袖代表的是历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