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是怎样“炼成”的(1)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上世纪苏联著名的一部自传体小说。双目失明、全身瘫痪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书中，借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之口，说了一句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这句话激励着一代人，其中也包括我。
这里，要借用书名中的这个“炼”字代替“练习说英语”中的“练”字，来说说我，与学外语——特别是英语——的故事以及与此有关的经历。当然文字远远不能还原人生的丰富。
早年留苏梦
“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们这一代，对苏联有着特殊的情感。如果说儿时就曾有“出国梦”的话，那就是留学苏联。记得在中学时，一次家里整理东西，我就提起一只箱子，装着要出门去的样子，对爸爸、妈妈说：“我要去留苏了。”引起全家一阵欢笑。当时觉得这种事太遥远了，太不可能了。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会料到几十年后，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家家都有人出国；而且两家都是“连锅端”了。当然，去的都不是俄罗斯。
解放初期，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所以学外语，也几乎是清一色的学俄语。我1958年上高中才开始学外语。对于自己被分在俄语班感到很幸运。俄语入门最困难的地方非“卷舌音”莫属，很多人要练很久才发出这个音来，我倒不困难。俄语入门另一个难点是语法比较繁琐：名词和形容词有单复数六格三性，各有变格规则。但俄语的优点是，规则一旦掌握，例外极少。对于理科较强的我来说，这点不是很困难。词汇方面，发音和拼写一致性较好，不像英语有太多的例外。所以在高中时，俄语考试我几乎全是满分或接近满分。
1984年刚到美国
大学俄语老师
上大学后，我对俄语兴趣不减。当时我们的俄语老师中，有不少是曾在北京外事部门工作过的。我对两位教过我俄语老师的印象最深。第一位老师叫张维吾。有一次他在课堂上宣布：要搞一个有奖单词背诵比赛。胜者的奖品是一枚他从苏联带回的小列宁像章。听说有此奖励，好胜的我就激动了。经过积极准备，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枚列宁像章。
另一位俄语老师叫江楠，她和丈夫林兴50年代在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工作，回国后调到安大（安徽大学）任教，林兴任校工会主席。由于我俄语成绩好，上课能积极回答问题，江楠老师特别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江楠老师。至今我还记得江老师身着菊黄色毛衣，在安大604教室里的课桌行间徘徊，声情并茂朗读课文的教课情景。安大老校区的主楼，是一座七层仿莫斯科大学的建筑，当年是合肥市的最高建筑之一。我们无线电系在五楼，所以很多课都在只有四间教室的六楼上。604教室在最西边，教室旁边有一个巨大的阳台，是学生朗读外语的好去处。
十几年后，当我调回母校安大，却听说了“文革”中江楠老师遇难的消息。让我非常震惊的是，她死得那么惨。1969年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林兴遭“隔离审查”。江楠老师被当时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员”威逼强奸；她向上告发，反被加以“腐蚀工人阶级”的罪名。在农村搞“斗批改”时，走投无路的江楠老师上吊自缢，她的尸体被芦席卷卷，草草掩埋，但是坟很快就被盗贼挖开，剥掉了她身上的毛衣。当尸体第二次被埋后，又被野狗刨出来撕碎。江楠老师的悲惨遭遇，让我至今想起来还心痛不已……
外语的荒废
我大学的专业是五年制的。在大四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第二外语——英语，用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编写的英语，专供工科高年级的“二外”课程所用的英语教材。我学得也很认真。但紧接着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让我把外语都忘得一干二尽了——不管是“一外”俄语，还是“二外”英语。
先是1965年下乡搞“四清”，与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半年之久。回校没几天就爆发了“文革”。我们在校“闹革命”一直闹到1968年夏天。“一外”俄语是“苏修”的语言，“二外”是“美帝”的语言。这些都是万万碰不得“滴”；搞得不好，一顶“里通外国”的帽子就给你扣上了。
进入社会后我历经坎坷，在那充满荆棘的人生道路上“摸爬滚打”着。1968年到1971年我被“充军”到新疆克拉玛依去“为祖国献石油”——采油工、炊事员的“干活”。1971年到1975年调到安徽淮南化工机械厂——“吊儿郎当当电工”的“干活”。（工厂流行这么一段顺口溜：“紧车工，慢钳工，吊儿郎当当电工”。人人都羡慕电工，有技术，又轻松，可以四处走，不象当车工那样硬站八小时，撒尿都要跑快一点。）在那样的环境下，哪有心思看外语，连专业都丢得光光的了。
1965到1975——和上亿同龄人一样——我们的整整十年，都“被”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了。人生有几个十年？又有几个二三十岁那样像旭日初升的青春？
广播英语时代
我们是不幸的，也是“万幸”的。1971年“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为了对抗“对我虎视耽耽的北极熊”，中美之间展开秘密谈判。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僵持几十年的局面。悄悄地，一个广播英语时代终于到来了。
1974年，安徽人民广播台开播了英语广播讲座；与北京台、广东台一起率先在全国开播英语教学。英语广播讲座的老师，就是我母校安大外语系的老师。我高中同学、好友王智夫的母亲——张舜琴教授参与了广播讲座的教材及教学指导工作。张舜琴教授是新加坡华侨，早年到英国伦敦深造。抗日战争时期任教于西北联大及西北师范学院，并担任外文系主任。1975年我调回安大无线电系时，智夫当时还没有调回合肥（他不是在“军垦农场”劳动，就是在淮北某县教书）。我曾去智夫父母家看望。那时他们家竟然住在一套仅十几平方的宿舍里。他们家买了一台九英寸电视机让我前去帮助，装了个电源插座。智夫调到安大外语系后，也在英语广播讲座中播过音。
安徽台英语讲座开播时，在淮南化机厂当电工好几年的我，欣然买了课本，跟着收音机学起来了。从此，我一堂课都没有落下过。在此之前，近十年我几乎与书本无缘，更与外语无分；脑子已经“生锈”，要重新起步是多么困难。就连this和that哪个是“这里” 哪个是“那里”都搞不清；连apple和pear这样简单的词也要一个个去拼写，去记忆。当时我的生活十分动荡，经常穿梭于淮南、长丰县朱巷和合肥三点之间。因为妻子家虞带着两个孩子在朱巷中学教书；父母在合肥，父亲连续几个年冬天病重住院。但不管走到哪里，广播英语的书我是一直带着的。有机会就读、就背，无论是在列车上，还是在病房里。
至今，说起我的英语之路，我总是不忘广播英语这个“启蒙老师”，不忘那日夜聆听、引导我实现梦想的“永恒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