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超英访谈
本报特约作者：安娜
我到达上海后，首先是被这繁华现代的大都市震惊了，然后就是面对一个常住人口二千四百万的城市，有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如果不是《上海知青》杂志社王建国主编的热心帮助，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去寻找这茫茫人海中的知青赤脚医生。所以当她一早就赶到我住在市中心的上海国际酒店接我，说是代表王主编来接我去参加知青聚会时，我真是感动万分。她身材娇小玲珑，有着上海女人特有的优雅与矜持。我们的车从较为拥堵的市区慢慢地“挤”过黄浦江，开阔的高速路让我们摆脱了刚才的拥挤，眼前豁然开朗。她不断地指着正在建设中的高大建筑物说：这就是建设中的上海自由贸易区。略显自豪的语音中还带有丝丝的惆怅……和所有同龄的上海知青一样，他们最美丽的年华被错过了，而面对今天这个繁华艳丽的大都市，他们已经无力享受，衰老伴随着无奈使他们更愿意沉浸在过去那些青春的回忆中……
安娜：您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你当年是怎么插队和当赤脚医生的？
蔡超英： 我们应该是共和国最后一批知青，我是到了江苏省大丰市海丰农场插队，是农场的安置知青点。因为是最后一批，所以不像前面的知青走得那么远：象云南，黑龙江、东北、内蒙古，我们挨不着去那么远，我们到了农场。因为文革已经十年了，我们是最后一批。那时农场基本上满员了，我们被分到黄海边，最后的一块空地，那芦苇有那么高，比人还高，就开了一块空地安置我们知青。
当时我记得我们这一批是九个，上一届也是九个，九个人管理九个人。我们是作为学校的骨干去的，去了以后就进行培训。当时队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基本的的建设也不健全。我们这九个人去了以后，才给我们分了谁管财务，谁管食堂的。再有就是生产队划分，第一，第二生产队。当时没有赤脚医生，我们叫卫生员，那时什么都没有。
那以后呢，当时因为我们年纪轻嘛，有没有医生也无所谓的，对吧。但是后面呢，过了一个月，大批的知青陆续都来了。那时候呢，还是没有队医。设队医是以后的事，后来就派了一个外面的，也没到位，他去外面搞培训，队上就没有人了。因为我当时去，第一批是搞财务。那时财务，卫生员，和大队长都在一个寝室里。所以这个房间里，就是这个房间隔了一半，后面住人，前面就办公，都在一块儿，卫生室，财务室，那个书记办公室都在一个地方。就是弄一个简单的，处理的地方，那么就弄一些红药水，紫药水，还有就是一些感冒药。因为呢，我妈妈原来是医院里的护士，我从小呢，跟我妈妈学医嘛。我妈妈在医院里值班，我们孩子没人带，我妈就把我们带到医院里头去，所以，从小就是在这方面比较灵光，人家常说，没见过杀猪还没见过猪跑吗，对吧。所以就一直看，嗯，换药啊，打针啊，什么的。那么从小耳濡目染，看了很多。妈妈是学医的，那么自己对这方面也是比较喜欢，还有一个就是我从小呢，体弱多病，人家说，久病成良医吗，对吧。
我从小打针多，一生病就打针，一个什么不好吧就吃药，所以，就那个人家说久病成良医，好象自己对这个方面也有一点感性认识。然后，就是到了队里边，因为没有队医嘛，那么就是你临时帮忙，帮忙看一下。有人来嘛，就硬着头皮上，就是做这个的话 也可以为队友服务嘛。他们那个时候，有的生病嘛，就帮他们拿拿药，当然，那些药都是比较常用的。还有打针，打针大概知道吧？我当时根本就没有练过，怎么办呢？又没有人。如果说，他们要是打个针，到连队去，起码要走大半个小时。因为我们的生产队离连队很远，而且又没有车，那时候都是要靠自己的两条腿走，要不然，就是拖拉机，可拖拉机要到地里干活，所以我只有硬着头皮干。我知道青霉素不能随便打，打了要死人的，这个是知道的。链霉素，消炎的，这个问题不大，所以就硬着头皮给他们打。有些身体不舒服的，那时我们年轻，说身体不舒服了就可以不用下地干活。那时我还会搭脉，就给他们弄弄，我连听诊器都没有。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实践中学的。
知道要做这个，我就叫妈妈从上海给我寄医学书《医学常识》、《医药常识》。我一边告诉那些不舒服的队友回去好好休息，一边就赶紧看书，看什么症状，给什么药，哪怕就是能暂缓一下也是好的，那时也是给自己一种历练。我还在队里给开些病假条，那时队里规定，女孩子来例假就可以不用下大田，那时没病的也来我这里混混，泡个假条，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很开心。记得印象最深的事，有一队友，她严重晕针，你学医的，懂的。
安娜：就是打针吓晕了？
蔡超英：嗯，就是晕针。针筒刚拿出来，她就晕倒了，把我吓的，也很害怕。后来我知道了，她以后来，不能把针筒先拿出来，先不让她看见，跟她聊聊天，说说话，缓解一下，以后再也没有出现晕针的情况。我做队医的时间也不常，大概也就半年的时间，后来我从农场上来，去了卫生学校，还是跟医学有关。就是这样了，很简单。
安娜：刚开始，没有训练过，看到妈妈给人打针，就……
蔡超英：对啊。我根本没学过。刚才有人还说，往自己身上打针练习。那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从小一直看嘛，小时候，跟妈妈上班，看护士打针，就是看嘛。我不知道你学过吗？就是那个部位（她用手掌比划了一下臀部），差不多的。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手大手小，就大概了。打第一针的时候，使劲打，针也戳不进去，针头都有点弯了，把我吓坏了。有了第一次的经历，第二次就好多了，
安娜：然后第三次，就……
蔡超英：对，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实践中学会的。我嘛，不象那些科班的，先学理论，再实习。我们什么都不懂，也没学，完全是被推上去的。在实践中，没人呢，那怎么办，人家是全懂，我是半懂，可那总比一点不懂的要好些，就这样，自己动手。
安娜：那你看病的时候，那些人就……
蔡超英：是，是啊，他们还特别信任我呢，因为大家都是知根知底的。那时候没选择，要么就是我给你打，要么就是自己走，走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路，不象现在都是柏油路，那都是烂泥路，他们肯定是不愿意的，没办法。其实，打针就是那么一下子，我不会，也不跟别人讲。就边看边学。
安娜：你那时候没有用中药？
蔡超英：没有。因为我们那农场没有中药。我们那个地方都是盐碱地，没有的。只不过就是说，讲起来还很难为情的，那时候，打针没有药水消毒，我们用唾沫，呸呸两下，然后赶快用手指弄一下。那时候，我们没有自来水，用河水，可那河水也很远，根本没有水。人家都说，唾沫星子可以消毒，也不管，就是这样了，那时候，不管的，年轻吗。反正那时候就是想个法子为大家服务，也就那么过来了。
安娜：在那半年里，有什么意外发生吗？或是特别厉害的病，碰到过吗？
蔡超英：有的。我们那时候在农场有一种病，对外就称二号病，就是霍乱。我们队里当时有一个，我们知道，霍乱要死人的，传染病嘛，上吐下泻，就是带菌的。还有最可怕的就是有一个上吊自杀的。
安娜：噢……
蔡超英：就是我们一道去的。我们在地里干活，回来的时候就……家里可能有什么因素，不开心，就在宿舍里用绳子吊着，发现后，那时候我们队里没有医生，我看了，吓得腿都软了，赶紧就到旁边的队把赤脚医生叫来，很可怕的……
安娜：谢谢侬！这里有个《知情同意书》您需要签一下，就是您同意我在以后的研究报告中或书籍中，使用我们这次谈话的内容。
蔡超英：可以，没问题，我的比较简单。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6月6日
访谈地点：上海浦东机场附近某公司二楼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