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孝妇祠与于公殿（下）

作者：张名艾

于公及子孙的盛名与他为民伸冤、秉公执法，为东海孝妇平反昭雪建立奇功分不开。汉时东海郯人周青嫁于新县巨平村窦家，随称窦氏。她年轻（二十岁）夫丧子亡，但赡养婆母非常周到，勤勉孝顺，乡间有口皆碑，呼其为“窦娥”。婆婆劝其改嫁，孝妇终不肯。其婆告邻人“孝妇养我甚勤，我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婆自上吊死。母女告官曰：“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狱吏严刑拷打，孝妇亦想早日与婆在阴间相伴，故屈打成招，县令具狱上报至郡府，于公时任郡决曹，仔细审查，以为孝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姑也。太守不听，“数争不能得”，于公辞疾去吏。残暴太守竟杀孝妇，引起天怒人怨，当时“血色青黄、倒流”、六月飘雪、接着东海郡枯旱三年。新太守到任，卜求“天灾”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咎当在此。”于是，新太守杀牛，率下属祭孝妇冢，宣读平反昭雪文告，立“贞节牌坊”，天立降甘霖，当年东海郡五谷丰登。自此东海人益敬重于公，为其立“生祠”。后在孝妇祠东院增建“于公殿”，受到千秋祭奠。于公及其子孙主持正义、维护孝妇英名，是中华孝文化的重要推动者。

    有一年夏，洪水冲毁于公家门楼，村民齐心协力帮助重修。于公谓匠人曰：“为我高门，我治狱不尝有所冤，我后也必有封者，令容高盖驷马车”。于公子于定国，少时从父学法，接受了于公的思想熏陶。于公死后，他继父任为县狱吏、郡决曹，由于他熟悉法律，治狱严谨，声誉渐高，补任廷尉史。因为处理案件有才能，受到汉帝器重，调京城，提升为侍御史、御史中丞。昭帝死后，汉宣帝提升于定国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几年后又升为水衡都尉、廷尉，位列九卿。廷尉是朝廷主管刑法最高官，他执法公正、量刑得当、有口皆碑，人们都感到“定国为廷尉，没有受冤之虑”。汉宣帝三年，于定国当了丞相。永光元年（43），于定国辞官归里。于公设计的高门可容驷马高车进出。古人言“人积德行善，必福荫子孙”，“于公高门”得到应验，于公亦可含笑九泉了。

    元代大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以汉东海孝妇和于公为孝妇伸冤及于定国为原型，创作出《感天动地窦娥冤》（亦名《六月雪》）和《于公高门》两部经典杂剧，万古流芳。东海孝妇成为中华贞洁妇女的楷模，她那慈善的婆婆成为好婆婆的典型，于公则成为秉公执法、宽厚正义的模范，东海孝妇祠一跃成为中华孝文化传播基地。当今社会，婆媳关系仍是一个引人深思的社会问题，由于将孝文化扩展到婆媳关系，“孝媳、慈婆”成为千家万户的期盼，保护和宣传东海孝妇传说，对于促进家庭内部和谐有着积极意义。此外，孝妇因栽赃不孝罪名被昏官斩首，使孝妇的孝名千古、冤名千古，社会上的不孝媳受到万民唾骂、谴责。而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太守骂名千古、遗臭万年。那熟悉典刑、善于断案、伸张正义的于公及其子于定国流芳百世，也具有深刻的警世意义。

   史册记载“于公为东海郡郯人”，另一说“是下邳人”。连云港多部方志云：“于公世居云台山南麓的关里村东南，地名‘于公疃’”，目前遗址犹存。《太平寰宇记》录“于定国墓于海州东海县下。”《广舆记》云“定国郯人，侨居东海，卒葬于此。”《云台补遗》、《朝阳镇志》记载，“孝妇祠东南山坡有于定国墓”，“孝妇祠南百步东山麓有土墩，相传为于定国墓”。这些记载，为进一步考证有了源头指引。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确凿记载，海州“文庙”内建“乡贤祠”，供奉海州出籍或任职海州名垂青史的“乡贤”36人，其中名列四、五、六的是于公三代塑像——于公、于定国、于永。从此亦可说明，于公及子孙同受海州人民供奉，堪称贤士圣人，“同供三代”在海州历史上绝无仅有，也可见他们在海州人民心目中的位置。孝文化之乡——朝阳，和广大佛教信众有眼光，积极出资、出力、出谋划策，在复建“孝妇祠（娘娘庙）”后，较早复建“慈孝堂（奶奶殿）”，2015年又复建了“于公殿”，使居于花果山北大门的“汉东海孝妇祠”三项建筑齐备，孝文化底蕴进一步得到彰显。按传统样式复建“牌坊”、“碑林”，把历朝历代的“孝妇祠记”、文人雅士的诗文楹联还原到古刹之中，使游客更多接受浓厚传统文化熏陶，改变当前进寺庙、看神像、磕头、烧香的单一祈祷模式。朝阳文人荟萃，不能满足仅有的宣传孝文化小册子和“山寨”文章，完全有条件、有智慧编印出内容浩瀚的介绍孝妇、慈婆和爱民如子于公文集，并把历朝历代文人雅士歌颂孝妇、慈婆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于家三代题记、诗文、楹联汇编到一起，定会为“全民读书”和繁荣中华传统文化提供软实力、增加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