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海外華人作家的意義和前景

我不是作家。我只會寫敘事和說理的文章，只可算是學者。但我自小研究歷史。歷史觀使我了解到這是海外華人産生偉大作家的時代。自宋以來，即有華人在海外生活，他們不參與當地的政治，甚至連社會、文化都不參與。但現在參政已成爲世界各地海外華人的潮流。有些海外華人作家，標榜不涉政治，但時代已至，無可奈何。

一個族群産生了政治意識，就會對種種社會動態，覺得不平。他們心中有愛，有恨，有怒，有話要說，他們對人文社會的智識，希望有更深刻的了解，對不同的意見，希望探討。這就是當代海外華人的「時代精神」，也就是俗語所說的「時勢」。作家，不論是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填詞人、詩人，他們的觀察，比一般人敏銳。他們所看到想到的，平常人都看不到。他們能爲民請命，爲不正義抱不平，發出良知的怒吼。這就是當代海外作家寫作的意義。我們的時代，需要千百個海外華人作家。現在作品已不少，經典之作，也已陸續出現。莎士比亞、莫理哀、普希金、魯迅出現在開始産生政治意識的時代。他們的時代與今日海外華人相似。他們領悟並表達了他們的時代，因此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對我們這個時代有很深的啓發。

莎士比亞出生于英國雅芳河畔的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父親是市議員和市長。他中學畢業就到倫敦做演員，後來成爲劇作家和他所工作的環球戲院(GlobeTheatre)的東主。那時正當伊利沙白一世時代，英國戰勝了西班牙的艦隊，國力上升，開始向海外殖民。資本家開始集資，購買機器，僱用工人生産，從中獲利，資本主義開始出現。英文逐漸定形，取代了拉丁文的地位，有1/3的英國人能閱讀，都希望見到自己語文的文學出現，整個社會充滿了信心和樂觀。莎士比亞的戲劇體現了對國家和平、繁榮、統一、強盛的贊頌和渴望，同時也譴責封建暴君，歌頌開明君主，他爲同時代的人稱爲「時代之魂」。現在有揣測說他的作品是是出自他人之手。這是另外作爲專題研究的題材，但並不能貶低這些作品的價值。

魯迅原名周樹人，是「愛蓮說」作者宋朝周敦頤的後人。他爲清廷官派到日本留學。當時外國人稱中國人是「東亞病夫」。魯迅選擇了在仙台學醫，希望能以醫
學改進中國人的身體。有一次學校放映幻燈片，有中國人被日本人殺頭，而圍觀的
中國人若無其事。他對旁觀者的冷漠麻木，大爲震驚，認爲改變中國人的國民性，
比改進其健康更加重要，于是棄醫習文。他在南京金陵中學教化學和生理學，並從
事寫作。後來做過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中文系的教授。

魯迅回國後幾年，便爆發了「新文化運動」。1915年1月，日本忽然向中國遞交了一份二十一條約，要求全面參與中國的教育、實業、軍隊、警察、內政。如果中國接受，等于亡國，成爲日本的殖民地。總統袁世凱和日本進行了四個月的談判。在談判開始的一個月後，袁把二十一條的內容洩露給倫敦泰晤時報的記者。英美法都反對。最後，二十一條減爲十二條，中國才不至于滅亡。

中國的知識分子，認爲積貧積弱，已到極點，于是起來尋求救國之道，發抒言論，各種刊物，應時而出，史稱爲「新文化運動」。他們批判中國的舊文化，要學習西方的科學和民主，促進中國文化的更新。他們批判國民性，對民族的陋習，進行反省。文言文是世界上口語和書寫差距最大的文字，妨礙了教育的普及。「新文化運動」提倡抛棄文言文，改用白話文。

魯迅是浙江紹興人，有紹興師爺一字定生死的刀筆。他用諷刺作爲利器，把中國的舊文化和國民性剝了皮，赤裸裸的暴露出來。他對中國文化的革新，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對女性、孩子，受壓迫和欺淩的大衆，「哀其不幸而怒其不爭」。他感情豐富、觀察深刻、意境隽永，文筆准確犀利、力透紙背。有人認爲他是現代亞洲最偉大的作家。

今天莎士比亞和魯迅的时代，历史重演。海外華人作家，高行健、北島、陳若曦、張翎和嚴歌苓等不少老中青三代，在寫作領域發表出亮眼的作品，並且擺脫以往常見的一味寫華人在海外的拼鬥、發展及艱難的生涯，而是涉足更廣泛的政治、人文、文化，內容廣泛，充滿創意。嚴歌苓和張翎的作品不少被拍成電影。高行健被譽爲「無以倫比的罕見文學傑作」之「朝聖」小說《靈山》，更獲得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當代不但海外華人作家茁壯成長，海外華人作家協會更是林立。各國的大中城市無不成立華人的筆會、讀書會、作協等。在加拿大，溫哥華的華文作家協會經常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徵文、出版合集，並找白先勇、瘂弦等作家、詩人演講，活動的質素高、影響力大，會長陳浩泉爲此出力不少。魁北克有華人詩會，《加拿大中國筆會》會長孫博，多倫多的《華人作家協會》前会长姚船和現今的會長池元泰，會員白梅、何睦等努力不懈，出版著作，活躍文壇，都是值得欣賞及發揚的好例子。

歲月流轉，莎士比亚、魯迅和今天的海外華人作家，生活在相似的大時代，這是充滿機遇的時代，翼望海外華人作家，把握這千載難逢。機不可失的光明前景，寫出激情震撼的偉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