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是个 ” 小偷 “

这是一段搅扰了我二十多年的往事。

那年，我 13 岁，是一个懵懂未开的乡下少年。为了求学，不得不独身离家到 12 华里以外的公社中学读书。那时，中国的农村行政区划还不叫乡镇，叫公社。全公社就这么一所重点初中，能进入这所中学的孩子大多是优秀的，承载着父母跳出农门的希冀和火种。

离家远，我们就住校。宿舍是教室改建的，床挨床，一溜摆着三四十张床，形成了一个大通铺。睡觉并不以床划分，而是人挤人，人挨人，相邻的人必须保持同一种姿势才能睡得下，夜晚想翻身是根本不可能的。好在那时我们年幼，睡觉往往一觉能到天亮，并无什么不适。

吃饭是周末的时候回家带来的玉米饼子，和一罐头瓶咸菜，一周回家一次，带足这一周六天的饭食。冬天还好说，夏天天热，饼子没两三天就长毛了，只好把毛刮去，拿到食堂热一热再吃。早晚喝的是食堂里做的稀粥，能映出人来，中午是白开水。粥并不是无偿供应，需要每人每月交 5 斤玉米面和几元钱，学校再发给相应的饭票。

事情就出在交玉米面的时候。那天，我们同班几个同学一同去交伙食费，然后回来在油灯下上晚自习。突然，教导主任来了，把我们几个刚才去交伙食费的同学叫到他的办公室，声色俱厉地说： ” 刚才你们交伙食费时，食堂里丢了 20 斤饭票，你们谁偷的，赶紧交出来。 ” 没人敢吱声。

教导主任姓唐， 50 多岁，面黄、少胡须，平时总是阴郁着脸，不苟言笑，此时，他的脸愈发铁青。说： ” 现在交了，我们党的政策是既往不咎，我也不通知你们的家长，但是， ” 他的话愈发严厉起来， ” 如果让我查出来了，就开出学藉，送到派出所。 ”

那时，我是我们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还是第一次远离母亲身边，听了教导主任的话，虽然那饭票不是我偷的，但也禁不住腿直打哆嗦，心里噤若寒蝉了。

这样的训话并无实质性的结果，于是，教导主任让每个人写下交伙食费的经过，并把自已的怀疑对象写出来。我把过程写了，但怀疑对象实在近似于无，于是就没写。

晚 上快下课的时候，我们班主任让班长把我叫到她的宿舍。班主任姓孙，是一个中年妇女，矮、胖、黑、腿短。并不是一般的胖，近似于一个球，走路不稳，左摇右 晃，我有时候怀疑她走路是一个人造的球安了两只脚。现在，去体育馆看球，见到那种穿着充气衣服的吉祥物，我就不自觉地想到她。

孙老师先是语重心长地给我讲了一些知错改好的先进人物事迹，最后总结性地教育我， ” 金无赤金，人无完人，改好了就是一个好孩子。 ” 然后她用极其期盼的眼光看着我。

好半天我总算明白了，原来是老师把我当成了那个偷饭票的 ” 贼 ” 。我那时是一个懦弱的农村少年，不善言辞，更没经历过类似场面。无端地被人猜疑让我面红耳赤，嘴也不利索起来，只是嗑嗑巴巴地反复说 ” 我没有偷饭票 ” 。

孙老师说： ” 那不是你，还能是谁？你是最后一个交伙食费的，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和你一同去交费的，有唐主任的儿子，有伙食科丘科长的两个侄子，还有某某、某某，他们学习又好，大部分人又都怀疑是你，你怎么解释？ ”

我当时是又气又惊又怕，我木木地站在那，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眼泪不争气地 ” 哗哗 ” 流了下来，我大声为自己申诉，用农村常用的毒誓为自己辩白： ” 我没有偷饭票，如果是我偷的，让老天爷打雷劈死我。 ”

没有人听我的申诉。孙老师铁青着脸，脸绷得像一块苏打饼干，很是严厉，围着我转了一圈，一圈，又一圈，她期望能从我身体的变化发现蛛丝马迹。

最后，她一把扯下我穿的宽大的绿军装，亲自搜了起来。父亲的旧军装曾是我整个中学时代的衣服，我 13 岁时穿着，衣服的下摆能到膝盖。衣服在孙老师的突然袭击下，几个扣眼顿时被扯得敞开了嘴，衣扣被挣脱，急速地撞到镜子上，叮当有声。

搜查当然一无所获，除了我自已的那五斤粮票外，并无他物。孙老师似乎并不善罢干休，又让班长去搜我的书包、课桌和被窝，结果也可想而知。

但孙老师似乎认定了我是贼，让我站在她家的屋门外反醒。早春的夜晚还很有凉意，露水不断地打在我的身上，身上说不清是泪水、汗水，还是露水，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我抚摸着被老师扯坏了的衣服，不断地流着委屈的泪。

不知是我不停地抽泣声影响了她的休息，还是怕我被冻坏了，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她开了门，依然严厉地说，你回去吧，好好反醒反醒。

回到宿舍，屋里已是漆黑一片，三四十人住的屋子里，呼噜声、梦呓声、咬牙声响彻一片。我摸黑找到自己的床位，可那里还有我容身的地方，我的铺位早已被同学们 挤的严严实实。恐惧、委屈，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让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我剩下的只有不停地哭，靠着床腿不知不觉流着眼泪睡了过去。当同学把我送回家时，我高 烧的眼前，只剩下虚幻的身影在晃动……

但我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我重新回到学校时，我的座位已被孙老师从第一排调到了最后一排，没有任何理由。最后一排，是三个人一张桌子，我夹在两个大出我三四 岁的同学中间，我坐直了，还没有他们的肩膀高。听课，我只能看到前面同学的后脑勺，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 听课 ” 。有一次，一个老师竟然对我的两个同桌说，你 们俩不要离的这么远，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因为老师根本就没有发现中间还夹着我这么一个学生。这样的学习，我的成绩可想而知，更要命的是，我成了老师和同 学眼中品德不好的学生，学校里再有丢东西的时候，孙老师那锥子般的目光第一个准会刺到我的身上……

从此我见了唐主任和孙老师就会不由自主地紧张，眼睛不敢瞅人，本不高的个子更加弓了身子塌了腰，路也不会走了，像老鼠见了天敌。从此，这种紧张的心态，这种姿势贯穿了我的整个少年时代，乃至于影响到我的青年时代。

我 坐在最后一排，成了一个无老师管也无老师爱管的闲人。有一次，我悄悄从座位上溜了出去，竟然没人发现。从此，上课时，溜出教室，翻过学校的土墙，到野外抓 鱼、烧玉米吃成了我的专利。我有时踹倒一片正长着的小麦，躺在上面，闻着那种麦子的青香味，想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是一个 13 岁的少年不该想，也想不明白的话题。

期末，我的成绩大幅下降，除了我喜欢的文史及格外，其他没有一样及格。孙老师教我的数学更是破天荒地得了 0 分，卷纸她连看都没看。也许她觉得判我这样一个学生的卷纸太浪费时间。

我决计不再上学。离开那所学校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偷偷地把一只死耗子挂在了孙老师家的屋门上。那个夜晚，我是睡得那么香甜，梦中多次梦到孙老师被耗子吓出的尖叫声，我自己不由地露出了一脸的坏笑。

感谢我的叔叔，他认为我不是一个坏孩子，他相信我的清白。他把我带到他所在的县城，并托人把我送到了一所叫南关中学的学校。在这里，我遇上了后来影响我性格的几位热心的老师，并在这里交下了至今保持着长久友谊的几位同学。

但我的数学成绩却是从此一落千丈，并一厥不振，不得不改学文科。在以后的很长一段岁月里，孙老师那张苏打饼干一样的脸，那猛地一拽的动作，如同一道魔咒， 罩在了我头上。到了凡是人际关系中出现是非的时候，我就出现莫明其妙地紧张、忐忑、不安，对任何事都敏感、逃避、退缩。甚至于出席一些会议，做必要的发言 时，我内心深处都有一种不可言喻的恐惧和哀痛在作祟。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家名气颇大的杂志社做记者。工作起来还相当顺手，可当一家公安单位邀我去工作时，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转行了。同事们多有不解，只有我自己 知道，是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声音在说：警察是和小偷做对的，你从此可以不用做 ” 贼 ” 了。虽然今天我以一个成人的智力，已能原谅那个伤害我的女老师， 但我无法抹去她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的惨痛记忆。那伤痕像电影中鬼子烙红的铁块按在一个人的胸上，冒着焦糊的青烟，十几年后，仍令人战栗。

有几年，我喜欢去庙里和一些僧人交谈。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安宁，懂得了宽恕。一个有修行的师傅告诉我： ” 每经历一种创伤，就是一种成熟。一个人如果不能从 内心去原谅别人，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你要宽恕他人，不论她有多坏，甚至她伤害过你，你一定要放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 没有烦恼。 ” 当我想明白这一切后，我能清楚地感受到长久以来禁锢在头上的咒语消失了它的魔力，我变得轻松了。从那一天开始，我敢于在众人面前讲话了，遇到 是非不再无端地脸红了。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从内心里宽恕了我那个皮球一样的女老师，也希望她宽恕我年幼时的恶做剧。

后来，我在一所师范学院给大学生们座谈时，我把我的经历讲给他们听，希望他们在为人师表时，能谨慎地面对孩子稚弱的心灵。少年时被烙下的负面情感，是难以简单地用时间的橡皮轻易擦拭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