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玉访谈（1）

本報專欄作者：安娜

我们的访谈约在了一家上海餐厅里，她和蔼热情，象邻家老奶奶那样絮絮叨叨地给我倒水，劝我多吃，给我讲这些年北京的变化，给我介绍这家坐落在东城区东四十条的沪香满楼餐厅的菜系。最惊讶的是，我们在聊天中居然发现我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朋友，这位朋友几个星期前刚请我吃过饭，而她却已经几十年没有见过这位朋友了。这个世界很奇妙，人生则更奇妙。这位曾在吉林省嫩江地区扶余县插队的赤脚医生，并没有象大多数下乡知青，把艰苦岁月的沧桑留在了脸上，而是保养得很好，红润而健康……

安娜：您做赤脚医生是偶然的？

陈文玉：不是。我们那时候在北京已经有条件参加培训了，因为我们是主动要去下乡，而且我们确实觉得下乡要做一番事业，不能说是到那儿真是修地球去了，所以我就去报名了参加卫生培训，下乡前。

安娜：您从头说一下，文革时您是哪个学校的？

陈文玉：以前叫河北北京中学，前身为顺天高等学堂，一百多年历史了。

安娜：在石家庄吗？

陈文玉：在北京。

安娜：现在没有了吗？

陈文玉：现在叫地安门中学，原址好像现在改成教师干部进修学院了。

安娜：您是初中还是高中毕业去插队的？

陈文玉：我是初中毕业，六八届的，我们去插队的是六八届的高中和六八届的初中两拨人。我当时是在插队前，去北京鼓楼中医院参加的培训，当时鼓楼医院正好有一个赤脚医生短期培训，学习针灸啊，按摩啊，我们插队那拨儿一共有六、七个人，都参加过这个培训。

安娜：是您自己报名吗？

陈文玉：自己报名。经过培训以后，因为要做这方面的准备，所以自己也买了这些听诊器，针灸的针啊，还有装针灸针的盒，都是自己缝的针灸的盒，然后就下乡了。到那儿去的时候，其实挺有想法的。但是到那了以后，开始我们什么农活都不会，跟老乡在一起干农活。但是你干农活以后，还要承担赤脚医生的事儿，就是给当地农民打针、看病。当时当地有个乡村土医生，他行医不是非常规范的，所以他打针的针头从来也没看他消毒过，就是擦一擦。我们觉得这样不是特别好，我们用的针都是要消毒的，当时我们集体大家轮流做饭，男生、女生轮流做，谁轮到做饭的时候谁就负责消毒针头针管，消毒完之后，轮到谁，谁就给老乡去看病，去打针。

大家不管是多苦多累，到了那儿之后就觉得，给老乡看病是我们的责任，一定要这么去做。我刚才说过，我们那里的那个乡村医生，他打青霉素从来也不做皮试，有的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去世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有一次是我们亲眼看到，他打青霉素不做皮试，就说你打青霉素得做皮试，他说青霉素不做皮试也没关系，我们说那不可能，你要不做，万一要是出了危险怎么办？所以我们执意要他做，他就生气走了。他走了以后我们就给病人做皮试，一做完果然真还是问题。通过这个事，我们觉得不能让他继续这样，我们要抵制。

我在农村里插队了五年，而且是在农村里面干活整整干了五年，后来在农村里当妇女队长，后来做公社妇女主任，再后来我干到县妇联常委，一直就让我在农村，扎根农村干革命。因为我比较认真，生产队长常把一些得罪人的事让我做，比如说农村分个萝卜、土豆什么的，有些长虫子的，有的人就挑挑拣拣，说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不要，就不好分，像这种活就让我做，让我给人家分，无形中就得罪人了。

最严重的就是看瓜把人给看得罪了，而且把那些当地的村长、大队书记得罪了。我看瓜时，干部也不能随便去吃瓜，人家根本就不能理解，说你怎么这样？我们是干部哎，你真是歪瓜劣枣，谁见谁咬，你是怎么回事？所以后来冬闲的时候，特别冷，我们好多人都回家了，当时就剩下我和一个女生了。我们在屋子里正睡觉，半夜里有人喊让我到大队听电话会议，那时候对外联系只有电话。我就赶紧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出去，刚一出门的时候闪过一个黑影，冲着我就来了，我一躲闪，那个棒子就打到我脑袋上了。我其实也挺害怕的，就赶紧喊抓坏人，我就没回屋，直接往生产队里跑了。那个人可能也害怕，所以他也跑了，他这一下子，他的铁锹棒打我脑袋上了，把棒打折了，结果那个锹头掉在地上，东北的地，冻地，可砸了这么深的坑。然后县里公安局就来人了，到冻地上拿蜡画取证据，然后就挨家挨户比那个锹头。结果我们生产队那个车把式的锹头被对上了，是他弟弟打的，他弟弟是大队的兽医，他打的我，他打完我也害怕，就跑了，他把锹棒扔在那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