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玉访谈（2）

本報專欄作者：安娜

安娜：后来抓起来了？

陈文玉：抓起来了。当时村里的人就说，知青嘛，打一下就打一下吧，还护着他。后来是因为我表姐给县里写信，就说不处理就要闹出人命了，这样县里才抓了。我当时真是准备扎根农村的，我们又是先进知青，常常被树典型，要扎根农村干革命什么的。后来让我参加县里推荐上大学考试，我这边要大喇叭广播扎根农村，那边又要参加大学考试，我就特别抵触，说的和做的不一致，那不是我的性格。要不是一个到县里的吉林大学教授劝我，我后来也不可能上大学去。他也不知道怎么着就认识我父亲，因为我父亲也是延安的老干部，他是解放战争的时候在东北待过，是团中央的干部。这个教授就劝我读书，就帮我复习考试，我虽然也没心思，心想反正考什么样就什么样吧，就考试了。考完后成绩也不太理想，心想还是回去当我的农民吧。但是当时正好发生张铁生交白卷的事，考试成绩已经不重要了，领导说你就上学去吧，你愿意上哪儿？因为我父亲是癌症去世的，我说我还是愿意搞医，后来就给我分到吉林医科大学，现在的白求恩医科大学。

安娜：刚才您说您和沈晓平是一个学校的？

陈文玉：对，沈晓平是我们同学。他好像在美国波士顿，我美国那儿还有同学，李新华和董大海，应该都在美国。我们是七三级工农兵学员，一部分是插队农村的，一部分是工厂的，还有一个是部队的。我们上大学后，先进行文化补习，学校那时候正是文革期间，政治活动也特别多。上课以后都要到医院里面从护工做起，又到农村当赤脚医生，又到长白山去采药，又去制药，我们什么都学。虽然我们是医疗系，但是针灸、按摩也要学。还要去农村给孕妇接生，给孩子扎头皮针，进行危重病人的抢救。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有耳针治疗，用耳针给病人进行治疗。

那时候，反正病人比较相信我们，我们干事也比较认真，病人找到你就特别认认真真的给他看病。比如有一次，我们在海龙县当赤脚医生的时候，有一个病人高烧不退，我就整夜看着，用酒精给他降体温，不断地给他擦身上，病人特别感激。当时我们没有任何想法，就是觉得这个病人有病，我们得给他治好。像还有一个老人他尿不下尿来了，急的跟什么似的，我们给他扎针，针灸以后，搀着他在院里面溜达，不停地遛，最后就尿出来了。还有产妇难产，如果是顺产当地都有接生婆，就接了，没事了。但是她难产的时候就要找你，我们同学都是三个人一组，我们那组正好两个男生，我一个女生，那时候人家就找你，你怎么办啊？你也得去接生啊。孩子下不来，就给打催产素，我现在都觉得那时候怎么胆子那么大，还真的就给接下来了，婴儿和产妇还真是安全。还有小孩也是，他发烧以后给他输液扎头皮针，都是土炕，吊瓶只能吊在窗帘上，给孩子扎头皮针要很仔细。那时候工作起来，真没有时间概念，随叫随到。

安娜：毕业以后没再回村吗？

陈文玉：我在学校的时候回过，毕业以后我就直接回北京了。我们上学那时候又赶上了唐山地震，地震以后我们又去前郭县，在那儿实习。我们上一段课，就实习。像我们到长白山去采药也是，大家就是认药品，每个药品什么样。我采药那些标本，因为老搬家，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如果我找到标本的话我给你照下来，通过邮件给你发过去。

安娜：您插队了五年，赤脚医生做了几年？

陈文玉：我们一下乡就做赤脚医生。这是我的赤脚医生证，是我上大学以后才有的，在海龙县实习时给我们发的赤脚医生证。那天开会座谈的时候，不是有延安地区的知青吗，他们是下乡以后进行培训，我们是在北京进行培训以后，再下的乡。

安娜：当时在村里是挣工分吗？

陈文玉：挣工分。

安娜：10分？

陈文玉：男劳力是10分，我们是8分，6分，我们那时候少。

安娜：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做农业活？

陈文玉：对，赤脚医生是副业，有病了，老乡来找你。而且我们还养鸡，种自留地，腌菜，下酱，都是我们自己做。

安娜：这些知青都要做？

陈文玉：知青完全都是自己自立。我们那时候没有钱，拿着鸡蛋到生产队合作社换盐什么的。

安娜：那药是你们队里买还是公社拨的？

陈文玉：大部分药都是我们自己从家里带过来的，然后送给病人。如果病人还缺少什么药，回不去的时候就叫家里把药给寄过来，给病人吃。

安娜：队里没有钱吗？

陈文玉：有一点钱，但都被队干部把持着，也不够用。人家生产队把你作为赤脚医生，但我们是要干活的，天不亮就要下地。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谓的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