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玉访谈（3）
本報專欄作者：安娜
安娜：当地人还是喜欢找你们？
陈文玉：当地人就找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比较地道，认为我们做事认真，又是从北京来的，十里八村的他们都来，我们有时候在地里还干活呢，他们就来了，说听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医生。
安娜：非常相信？
陈文玉：北京来的嘛。说听说你们治好了什么什么病，都找我们。当时缺医少药，我们手里的药也特别少，什么最管用呢，针灸，中国传统的针灸最管用，一针下去就见效，所以他们都说听说你们扎关节炎特别好，农村关节炎特别多。有时候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呢，他们就来了，说你们是不是北京来的医生啊？我说我们不是医生，我们是知青，我们是赤脚医生。他们就说我们这儿听说你治好了谁谁谁的病，他们就传，互相传，慕名而来的。我们八个人，一共八个赤脚医生，七手八脚的就上去了，你扎我扎的，就经常是这样的。很多的腰腿疼，针灸是最好使的。针灸、拔罐相当好使，咱们干事比较认真，所以也能得到人家的信任。而且人家全身心的信任你。比如有人产后大出血了，我们正在地里干活呢，一听说了，马上我们都去了。当时也没有医疗条件，也没有血库，也没有化验设备，只能用病人本身的血浆啊，拿她的血跟你的比对，你想那哪有准啊？结果还真对上了，然后就我和王木章俩人一人各抽了300毫升。
安娜：治病还要献血？
陈文玉：对，献血。那时候觉得是应该的，那个病人到危机的时候，你到哪儿找血去？必须赶紧的献血。你献完血以后，没有说得吃点儿、补点儿，没有。后来常献血，营养跟不上，低血压，到现在血压也没上来。那时候，就没想过什么东西是我的，给人家献血是无私的奉献，是应该的，这就是那时候的想法。后来那产妇人真是得救了，她特别感激我们。后来她生了重病，不治之症，不行了，他老公就问她还有什么愿望，她说就想再见我们一面，很朴实，而且我们也特别感动……
安娜：后来您回北京也从事医疗工作？
陈文玉：我是因为文革以后四人帮倒台了，家里平反，就回来了。我父亲也算老干部，文革中受迫害，也是到农村去了。那时候那样受迫害，也很执着的得抓紧一切学习机会，特别珍惜这段时间学习，我们是医疗系，什么都学，什么都干，而且当时就准备着毕业以后回农村，真没想着还能回北京。文革以后，有这么一个知青政策，我就回北京了。
安娜：你们工农兵大学生学制是三年？
陈文玉：三年零八个月。我们是1976年的年底毕业的，四人帮倒台了，回北京以后我分到北京市第六医院。
安娜：在什么地方？
陈文玉：就在交道口，北京市第六医院，我在那儿一直干到退休。
安娜：当时是做什么科？
陈文玉：我做眼科。我在农村干了五年，什么病都没有，我身体特别好，但是我进学校门的第一天就生病了。我记得特别清楚，进学校门的时候我就发烧，就得急性喉炎，说不出话来。当时大家都是工农兵学员，后来还到校医务室去看，跟人家也没法沟通，说不出话来，特别着急，就想怎么这么好的机会，来了以后怎么会这样。但是那样生病我也不能耽误上课，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得肺结核了。那时候就是想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而且还要实习好。我们学校算是比较严格的，都要参加病例讨论，做病例分析。我们每个病人都要认真准备的，而且每个病人都检查。那时也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肺结核，后来就低烧，咳血，发烧39度多，居然我还在手术台上给人家做阑尾手术。当时有个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所以我也没休学。
安娜：您是发烧做阑尾手术的？
陈文玉：对，我发烧39度多。
安娜：这在美国是不允许的。
陈文玉：那时候主要是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只是觉得这种机会不能错过，觉得应该抓住一切时机学习。回北京分到六院，当时眼科缺人，就给我分到眼科了。我们上大学这一段生活确实挺丰富的，特别是实习，在每个地方，见着病人进行抢救，都是口对口的呼吸，做人工呼吸的。我们到前郭尔罗斯县医院，正赶上唐山地震，唐山地震那些伤员都分到全国各地医院，我们立即被分到各个临床医院去帮助他们，从生活护理到治疗都得做，很累。
那时候毛主席有一段语录，叫：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在农村的时候，第一年水土不服，蚊子叮了腿以后全都起包，起包以后就化脓，化脓完了之后就烂。我们去参加劳动，去修大堤，别的生产队派的都是男劳力，我们生产队派的是女劳力，派知青去。我们早晨早早的就起来，你想想腿都烂的跟什么似的，拿草纸把腿给包上，穿着秋裤，我们就得早走。到松花江边上还要过一个草甸子，趟水，到那儿也要干活。下工以后，我们是最后走的，因为大家都咬着牙去干事。后来没有水喝，地下挖一个坑，渗出点水，就喝那个水。
安娜：真了不起，能有这样的经历。
陈文玉：我觉得人可能各有各的经历吧。
安娜：谢谢您和我分享您的经历！请您签一下这个文件，是知情同意书。以后我可能会用您的录音材料做研究或出版书籍。
陈文玉：没有问题，希望我的经历能对你有帮助。
（结束）
访谈时间：2014年5月24日、2014年6月16日上午
访谈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宾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沪香满楼餐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