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永基访谈 (1)

在上海做访谈的时候，他总是拿着摄像机或是照相机记录着所有活动的瞬间，被称之为上海知青活动的忠实记录者。为了这次访谈，他特地从家里找出当年做赤脚医生时的药箱，并背着和我一起合影。面色红润的他保养得很好，从外表上跟本看不出他已经年过六旬，也无法想象这位上海老克拉，曾经在新疆尉犁县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度过了长达十多年的青春岁月……

麦永基：我是1966年到新疆去的。那时候中学还没毕业，反正文化大革命了嘛，也不读书了，就跟着年龄比我大一点的人，他们说到新疆去，就跟着到新疆去了，去的是在新疆尉犁县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二师。

去新疆主要是看重有军装发，那时候兵团都发军装的，除了领章帽徽没有以外，就发一身军装，所以跟着去了。我去的时候前面已经有很多批去过了，第一批是1963年开始到新疆去的，我是最后一批，1966年去的。到了新疆之后，在大田里面劳动了一年，也可能是表现好，也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就把我抽到团卫生队了。那时候我们没有医院，兵团是算部队编制，都叫卫生队，抽到卫生队从当护士开始学，打针啊，发药啊，干这些事情。

安娜：那年您几岁？

麦永基：那年可能只有16岁，因为我到新疆去的时候才15周岁。在卫生队里面什么事情都要干，照顾病人啊，后来跟着医生查房，跟着他们一起学，进一步的又把我送到师部医院去学习，进修了半年多。回来之后就自己开始干全科了，有一个主治医生带着我，开始查房，开始写病例，阴性病例，阳性病例，就开始跟着他看这些东西了。在团卫生队里这样子陆陆续续也干了四、五年，后来连队需要卫生员叫我去。因为我们的连队跟团卫生队离的很远，有十几里路，二十里路也有，因为新疆的范围很大。我们的点也多，主要有一些牧养点，放牛的，有些机耕队，有些是种菜的，种瓜的，都分散的很，离团部很远的。

到了连队以后就当卫生员，因为我们离团部有将近十公里路，到了连队之后就给我出难题了，他们那些生小孩的都不愿意去卫生队生，都要在家里生，我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接生过。后来我把我们团的助产士请过来，到我连队里来让他接生一次，手把手教我，应该怎么处理脐带，产包怎么消毒，很系统的在我面前做了我一遍。这一遍教好之后，就开始放手让我自己干了。从那时候开始，陆陆续续的，难产也处理过，顺产也很多，我在新疆那么多年，可能接生的小孩有一百多个人。就跟着助产士学了一遍，其实也很冒险的，我自己想想也后怕，真碰上大出血的我一点办法都没有。特别是胎盘剥离的话，如果剥离不好，整片给拉下来，你拿棉花堵都堵不住的。

其实我自己想想也挺后怕的，还好在我行医的那段时间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医疗事故，也没有一起投诉。因为平时，一个是消毒这一关我自己把得挺严的，一定要高压消毒，一定要半个小时，这是最起码的，因为医疗器械用了之后，给你用的注射器不能再给他用。有的连队卫生员就偷懒，换个针头就行了，反正就这么一圈打下去了。我的连队职工有二百多个，家属小孩加起来有四百多人，就我一个赤脚医生。在连队里不管什么时间叫你，你都要随叫随到，这是最起码的。这是我们医务人员的道德问题，我们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在连队里面做赤脚医生，365天必须是出全勤的，没有一天你可以休息，我今天不舒服，我说我休息了，人家上门叫你出诊，你不出诊，是不可能的。在连队里面，特别是农忙啊，春耕啊，收割啊，你就要到地里，背着药箱，跟他们一起干，他们干什么活，你也跟着一起干。虽然没有给你下任务，下指标，像割稻子，割麦子，人家割一亩多，我一亩多割不了，我割三四分地可以，或者他们在前面割，我在后面帮他们捆捆，也可以。在田里面尽量帮他们做一点，当时如果有中暑的，或者割伤的，或者被虫子咬伤的，毒虫咬伤的，可以及时处理，及时包扎。

在连队里面除了治疗以外，防病治病也走的比较前面，如果现在流行里痢疾，我们会在连队里面给他们熬中草药，预防痢疾，预防感冒。这些药汤都是靠自己，平时一方面采集一点中草药，有的当地没有的，我们买种子回来，自己种一点中药，就是常用的，种了之后，需要用的话，拿出来就可以直接处理了。因为边境地方和农村差不多，都是缺医少药。

   安娜：您那个农场在新疆什么地方？

   麦永基：我在新疆的农二师，从地理环境上讲叫做新疆尉犁县，靠近库尔勒，离库尔勒160公里，在塔里木河的边上。

   安娜：农场都是知青吗？

   麦永基：农场和农村的区别是，所有的农场知青叫兵团战士，农村知青叫下乡知青，但都是种地，农场和农村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知青，我们一个团上海知青有两千多人，从1963年一直到1966年，我是最后一批到新疆去的，有两千多个上海知青。

   安娜：您接生的小孩都是知青的小孩，还是当地人的？

   麦永基：也有当地职工的，也有知青的，也有当地维族老乡的，都有。当地的维吾尔族，因为他们牧民游牧的，有时候经过了，需要看病了，都会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