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珍访谈 (1)

本报特约作者:安娜

在上海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她的身影,她会时时叮嘱我在上海的吃穿住行,象典型的中国长辈一样,关怀备至。她没有上海女人常展现出来的那种娇柔和吴侬软语,风风火火的干脆和利落,真有些东北大妈的那种劲头,热情,率真,做事说话干净利索,没有一丝的犹豫。你很难想象当年一个只有16岁的上海女孩,甚至还处于情窦未开的花季,就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卷到了千山万水之外的吉林延边插队落户,而且一待就是几十年……

安娜:您好,想跟您谈一下您做赤脚医生的经验。因为我在美国是学医的,所以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到中国赤脚医生这个群体,觉得很感兴趣。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西方人没有太多的资料,文章也很少,他们不太明白,不太懂赤脚医生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所以我很想从赤脚医生口中,了解你们当时在农村有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贡献。

张雪珍:我很高兴,你会选中我,专门对我进行一个访谈。我简单的说一说我的经历,1969年我16岁,什么事情也不懂的年龄,那时候正好赶上上山下乡的高潮,史无前例的。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生,那时每个人一定要下乡的,你不下乡不行,一定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16岁之前我连上海都没有出去过,要我选择到吉林、黑龙江、江西、贵州、云南,那么多地方,老师让你选择。当时我想选择到黑龙江去,16岁什么也不懂,黑龙江是农场,农场里面能挣工资,我闭着眼睛说,老师我要到黑龙江。老师说不行,你的哥哥姐姐都在上海,你一定要去插队落户。当时有一首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全国广泛的流传,我很喜欢听这首歌,就说那就到延边去好了。就是这么一首歌,把我唱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从此拉开了我不同的人生旅程。

在延边,一开始去真不习惯,45年前的中国也是比较落后的,不像现在改革开放了,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农村还是比较苦,没有上海好。一去的时候每天哭,实际上在火车上就开始哭了,因为上火车后才知道,我以后再也不能回来上海了,从今以后户口什么都到农村去了,原先我是上海人,现在到农村去了,而且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坐了整整三天三夜的火车,脚都肿了,那也没有办法,只知道哭。

到了那里,哭完了之后,想想我还得好好干,看到贫下中农战天斗地,那么艰苦,他们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所以从今以后我也要好好干,跟着贫下中农干。刚到农村,我负责卖豆腐,做豆腐,在上海每个月每个人有一块豆腐,那是计划的,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计划经济,那时候不知道豆腐怎么做,到了农村一看,豆腐原来是黄豆磨出来的,然后加点卤水,觉得贫下中农真伟大。

下乡以后,他们推荐我当赤脚医生,我做赤脚医生是1968年开始的,那时候是有部队巡回医疗队下到农村,队里让我到延边军分区医疗队,学医学针灸,教我怎么样给贫下中农治病。后来又到县卫生院学习怎么做赤脚医生,我都很认真的学,在公社卫生院实习后,就开始帮贫下中农看病。开始很简单,你感冒了给你吃镇痛片,咳嗽了给你吃甘草片,那时候只有这些药,主要的是针灸。针灸是我们中国医学上的一大隗宝,我现在针灸盒子和针灸的书都留着呢,留在村里的家里,延边永远是我眷恋的故乡,我农村的房子没有卖,我经常回去。

   那边得肺结核的特别多,因为没有吃的,天冷,很难治好。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种病会传染的,我不知道,也不害怕,天天背着药箱,去给他们打针送药,天天晚上去,因为白天要上山种地,还要做豆腐,还要卖豆腐。当时生产队在牛棚边上,为我这个赤脚医生,搭了一个小屋子,大炕,东北冷,都是炕,里面放上草,算是卫生室了。当时只有一些甘草片啊,镇痛片啊,感冒药啊,那时候胶囊还没有,好的药都没有,还有一些针。针消毒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在集体户的灶坑里面做的,集体户做饭时,用我自己的饭盒,针头放在里面,再放到锅里,就这样消毒的。消完毒以后,晚上又去打针,给社员看病我很热心的,你有病了,随叫随到,背个药箱马上就过去了。

当时有个老人家,朝鲜族叫阿巴依,我们那里是朝鲜族地区,他得了面神经麻痹,我就开始给他针灸,先在自己身上试验,因为有几个这样的穴位很危险,部队的医生跟我们说像这样的针穴很危险,说你要慎重点扎,所以我先在自己身上试验,试验完了,看看我没事了,我就跟阿巴依开始治疗了。三个月,一共扎了三个月,阿巴依本来很难看的,嘴和眼睛歪斜,后来给我针灸过来了,三个月,就这样经过了三个月,阿巴依的病好了,脸也正过来了,他们非常感谢我,把我当自己的女儿一样,一到礼拜天就送好吃的东西给我。朝鲜族都头顶着大盆,阿玛尼就把各种各样的菜,咸菜啊,都给我送过来。我当时也是很感动,我没想到。我只是个赤脚医生,我做的都是赤脚医生应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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