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道光年間的中衰

清史作為一門學問,迄今已有數十年的歷史。對於現代人而言,清朝由於和我們這個時代相去不遠而往往備受關注。不過不論是正統專業的歷史學者,還是大眾流行文化視野中的歷史紅人,都會選擇性地將目光集中到幾個時間段,其中包括清前期消滅南明勢力之戰、康熙年間的東征西討、雍正年間的繁榮穩定、乾隆年間的輝煌高峰等等;而另一部分對現代感興趣的學者,則會專注研究鴉片戰爭至清亡的晚清時代,主要探討中國現代化的早期歷程。不過夾在盛清和晚清之間的嘉慶年間與道光早期則向來是被學者廣泛忽略的一個期段。然而這數十年的光景對於清朝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仔細研究這個時代的經濟、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嬗變對學者們系統理解清朝如何由盛轉衰,從世界第一經濟體、強國淪為工業革命之後歐洲殖民帝國鐵蹄炮口下的失敗者有極大的幫助。

經濟史學家對嘉道年間的歷史相對抱持較為濃厚的興趣。一些主流的說法認為,十八世紀以後清朝主要經歷了幾個意想不到以及清廷無法控制的變化。其一是人口的暴漲,中國的經濟總量和人口數量長久以來佔據全世界第一。從康熙晚年到乾隆晚年,一個世紀內中國的人口從一億多暴漲到三億多。傳統農業經濟的產量似乎不足以支撐起如此龐大的糧食消費人口,加之銀子貶值,貧困人口急劇增加,造成社會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平衡。其二,自然災害流行。乾隆晚年到咸豐年間,黃河開始改道,運河系統逐漸荒蕪,傳統的漕運體系遭受到嚴重創傷,到了道光年間,朝廷不得不考慮重新開闢海運來解決北方糧食供給。而在運河流域經歷數百年發展起來的商業城市,比如臨清等逐步沒落,整個國家的經濟框架在不斷的水災、旱災等自然災害的打擊下,經歷了一場措手不及的強制性轉型。其三則是外國力量的壓力。鴉片戰爭前夕,英國人利用鴉片這一商品扭轉了與中國的貿易差額,使中國的白銀大量流入到東印度公司手中,加劇中國內地的走私、貧窮等社會問題。同一時間,歐洲各大帝國經歷了工業革命的轉型,而相比之下,清朝因忙於應付高宗時代遺留下來的諸多問題而無暇顧及科技的更新換代,致使清朝在接下來的幾場對外戰爭中連遭敗仗,最終一蹶不振,淪為世界第三流的落後國家。

以上廣為人知的論點主要探討十九世紀初期社會、文化、經濟等方面的“變”給清朝帶來的打擊。不過,我認為比起這些變化,不變是導致清朝衰亡的根本原因。我所謂的不變並不是單指自民國時代以來“封建主義”式的指責與批判,認為中國的制度從來都是不變的。我要說的不變是朝廷施政時的一種態度,而不是手段。如果我們把嘉慶、道光二帝放在更為廣闊的中國歷史框架裡去觀察,會發現這兩代帝王基本屬於因循守舊、不思進取的一類君主,換句話說,他們的治國方式和理念比較平庸。比起前幾代清朝帝王,如乾隆、康熙、雍正等,他們在政策的大綱方面很少做出突破性的調整。從和珅倒台以後,嘉慶皇帝就對貪污一項問題嚴糾不放。曾任湖廣總督的阮元曾經因送人一千兩白銀而被嚴令徹查懲戒。乍一看來,這是解決社會矛盾的及時之政,按理說是可以解決清朝制度上的大問題的。但問題是,即使嘉慶那麼努力地針對貪污問題,清朝的貪腐現象為何比起和珅時代並無多少減輕呢?

其實嘉慶皇帝針對貪污這種態度是治標不治本。清朝的貪污問題很是複雜,只抓一些官吏做典型是起不到大的效果的。簡單的說,官員之間不但有很密切的私交網絡,也與各地的商人、鄉紳之間相互勾連,是清朝的行政機構無法滲入的。關鍵在於,晚清時代的人心經歷盛清的繁華,已經習慣了奢靡。官員們善於欺飾朝廷,每當朝廷下令調查一事,大多數的奏摺回复是“並無此等事”云云。這樣一來,清朝朝廷其實沒有辦法有效地把握發生在各地的事件。而直到晚清,清廷還是很依賴國初發展出來的密摺制度,使得信息的流通變得越加不實。

再舉一個例子,嘉道年間的內務府仍然與高宗時代一樣,享有對某些行業壟斷的特權,導致朝廷官員的人物多為聚斂財富,而不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人參。乾隆時代,人參這種極其稀有的珍貴藥材被大量從東北一帶挖掘出來。每年,盛京衙門都會向朝廷提供一批人參,轉送到江浙的揚州、蘇州一帶販賣,變換白銀以充皇帝私用。不過,我們也不要過分高估人參的資源總量。其實,在乾隆四十年左右的時候,朝廷每年銷往蘇浙的人參才不過三十斤左右。但是這三十斤人參的價格卻高得嚇人。一般來說,在數百兩白銀一斤,遠遠高於玉石等奢侈品的價格。而這些人參中有一類大參,則被炒到三千兩一斤。朝廷於是每年在人身上獲得了數以萬計的白銀。到了嘉慶年間,朝廷不顧人參資源的匱竭,依舊用人參為利,從江浙富商手裡圈錢,所獲白銀仍舊高達數萬,但是人參的總量一年只有五六斤左右。這些弊政被嘉道二帝延續下來,並沒有認真革除,是導致清朝走向衰落的必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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