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弄人的命运

捉弄人的命运

星学

人这一辈子的生死富贵、栖徙足迹,大都脱不了宿命注定,特别是历经劫波、上了一定岁数后,回首往事检视来程,委实教人无语无奈。当时身在其局时,好像是恁地随机偶然、事轻若鸿毛,不经意的小节折向,却铸成了日后命运的大转捩,带来了不同结局的天壤分别。只可惜今生止此一次,弗能重新来过,捋顺重察时惟余感叹的份儿,怅然慨喟皆是命运的安排,一切都“挣不过命”。

今年的清明节和父亲节,倍思亡亲考妣,我在海外发文纪念他们,国内的幺弟也在书记寄托哀思,寄来了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倒不是往常此际缅怀先父母的,而是实录了廿年前他参与的一桩老人交往的小事,亦跟其时年逾古稀的家父有关系,读来令我叹息不已、感触万千。

小文直接反映的,是父亲老同学的一段悲惨经历,叫人哀恸命运的无端捉弄,扼腕拍膝称惜;间接折射的,是家严宽厚为人的一个点滴侧面,映射出慈心善怀的心地,跟随并庇佑了老人家的一生岁月,也荫蔽着吾等孩儿的人生前途,并在无形中教导着后昆效法追循。因为此乃发生在俺至亲身边的实事,并非电影故事情节,尤其伤人神情,令我联想起了国内禁片《活着》的纪实文学,揭疤戳痕扎心,它旁示了俺们所走过的那个荒唐时代、“激情燃烧”的岁月。

读罢小文,我未免有些隐隐侥幸:同样是中、大学同窗,家父没有遭遇这般囧的厄运,故才有了他和我们一大家子的今天。而他的这位老同学却不幸如此背时,秋景凄凉。其实这也是可能随时会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的,就看天时、地理、人为了。归根到底恐怕还是命运所定吧。否则的话,其时的一万个“假如”、“若是”,均可以改写这一个人史的,可他的同学却偏偏就是这么“忖”,或说“倒霉”,赶巧走上了这条惨道儿胡同,结果天壤之别。

缘此,我在想,人唯有好生地敬畏造物主,请他发慈悲“怜悯照顾”,或可改动一下我等已定的舛运,让这一生活得较为平顺些,并且亦有将来进天堂的永生福分。

 

老同学的不济命运

曹庆五

1998年的一天,家父收到寄自鲁西南某县城的一封来信,碰巧那天我也在旁,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曹来宾教授台鉴:青岛鱼山路校园一别五十有年,同窗情谊,至今殷殷—–。前日偶从《大众日报》上读得一文《杏坛耕耘50年不辍,桃李怒放三千有余》,喜悉您已贵为医界泰斗,不胜仰望—–。愚兄仍在烧锅炉,如蒙不弃,盼有生之年,尊颜重觐,了却残愿,云云。落款是“老同学杜宜生”。

几天之后,我举着上写有他名字的白纸牌迎候在青岛火车站外。果然,鱼贯而出的人群中有位地道的老农民向我走来,望着这张刻满了皱纹的脸和纹道儿里由汗与煤灰屑凝成的油垢,我惊得半天没说出话来,打死我也不敢相信杏林大儒老爷子会有这样的同学!直到老人握住我的手说:“你是曹贤侄吧”?我才尴尬地缓过神来、与他打了招呼,感觉他的手很粗糙、但很有劲。

父亲热情地接待了他,就安顿在俺家住下,也自然知道了这些年来他的坎坷经历。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曾一起南迁、在四川的绵阳市念中学,光复以后1946年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招生,恰好他们高中毕业,俩人一同考入了老家的这所高校,正值“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年纪,又是大学生,“衣锦还乡”好不风光。1948年读大三的时候,杜宜生老家捎来信说其父亲病重,于是他匆忙向校方请了假赶回去。不料这一别就是整整半个世纪。

原来杜宜生回到祖籍伺候老人几个月后,其父便驾鹤西去,而斯时国共内战的炮火在齐鲁大地已经连天,返回岛城的路早已不通了。又正赶上了国民党的第一届“行宪国大”,政府为了给国际上留下一个“民主”选举的印象,全国各个地方都正经八百地搞起了竞选“国大代表”的活动。杜所在的小县城没有几个识字的,“选举”是个啥玩意更没人懂,就他是个大学生,在农民眼里那就是状元一个,更何况还在西南大后方和洋城市青岛读过书,是见过大世面的,于是当地人一致推举他为本县选举委员会的负责人。

倒霉就倒霉在他的一念之差上:只想着借此机会可以挣点钱,以便回青岛继续完成学业,故没咋推辞就直接干开了。谁想到几个月后共产党就打了过来,第一波便把他抓了起来,罪名当然是“帮助蒋介石竞选总统”了。他反复地解释:我绝对没有帮蒋介石,我认识蒋中正是老几呢?我张罗的只是竞选本县的“国大代表”。甄办他的人可不听那一套,蒋介石当时就是通过竞选当上了总统,你忙活这些就是实助了老蒋,便是与人民为敌。于是这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进了监狱,一呆就是八年。未过门的媳妇立马也嫁了别人。

后来刑满释放出来了,新社会政府考虑到他还有些文化水儿,便安排他到一处偏僻的乡村小学教书,总算生活上有了点儿保障,但是亲友们都对他避之不及。他也很识时务,一概不联系人家了,慢慢地就变成了“孤家寡人”。

转眼“文革”到了,他又被以“历史反革命”的身份再次判刑,坐牢十载,罪名依然是“帮助蒋介石竞选总统”,一直到1978年才获得自由。因此时开始拨乱反正了,他的案子被列为冤假错案,予以平反。其时因他的年纪忒大了,按照国家职工的待遇直接办理了退休手续,不久又开始在一家工厂里“补差”,烧茶炉,单身一人住在厂里至今。

老同学盘桓在岛城数日叙旧、重访故地,离别前家父为他举宴饯行,也让我作陪。虽然杜老的牙齿已经全掉光了,嘴窝腮帮深陷,但那坚韧的牙床和吓人的饭量,却使人惊叹不已,包括炒鱿鱼这样的极费齿啮的菜肴,一律来者不拒,大啖猛咽。坐在旁边的家父,却因罹有糖尿病、冠心症等,多一口都不敢吃。家母还悄悄地告诉我,这位老同窗不但食欲旺盛,睡得也很香,晚上鼾声如雷,一觉到天明不起夜的。而家父则因医教研任务繁重,打中年起睡眠就差,夜亦尿频,有时还要靠服安定剂才能寐。

此刻坐在副陪位置上的我,旁观着爹的这位旧识贵客,从外貌上看去要比我爸苍老两旬不止,这无疑是沧桑坎坷的磨难所刻下的痕迹。杜老一边深情地叙说着一些陈年往事,一边只顾埋头苦吃,这一场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令人唏嘘。

他返回了原处以后,不时地与家父通信联络。过了一些时日,我出差公干正好路过他的县城,因有专车,父亲就让我拐个弯去看望一下这位老学友,顺便带上一些生活用品给他。待俺的车子驶入工厂大门时,传达室的人告诉正打听的我说:杜宜生已经“走了”一阵子了,有一天晚上大概是脑溢血或者心脏病发作了,反正是个急症,没有人知道;直待次日清早茶炉的哨音没有像往常那样响起来,大伙儿觉得奇怪,等砸开门看时,人早就不行了。

我打电话告诉了老父这一消息。一阵沉默之后,高堂缓缓地喟叹:像他这样,无儿无女的,也算是个“好结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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