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1959–1976)之八十二 

作者:王哲

 

1990年深圳特区成立十周年,习仲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此时,习近平出任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

 

1999年,在中共庆祝“国庆50周年”时,在天安门城楼上,习仲勋对陪同的官员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

 

此时,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南京军区国防动员委员会副主任,福建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福建省高炮预备役师第一政委。

 

2002年5月24日,习仲勋在北京逝世。此时习近平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已进职正部之列。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习仲勋“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 之感言,除了对其人品人格的敬仰,还有对其未能为国为民尽施其才的抱憾。其实,优秀的政治家不是不整人乃至不杀人,而是不整好人、不杀好人,至少主观上如此。对那些祸国殃民、罄竹难书的贪官污吏、极恶黑道,不整不杀,就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失职渎职乃至犯罪。

 

可以告慰习仲勋的是,在十九大会议期间,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杨晓渡间接证实,其子习近平上任5年来,被立案查处的省军级以上党员官员及其他中管(中央管理)官员,加起来已经440人。而据此前官方公告证实的,约有280名中管党政官员被查,这也就意味着近5年内被查处的将军达160名。有海外评论称:这个数字,比中共建军85年后,内战、外战加文革倒下的将军总和还要多许多倍。然而,这只是党之幸,何时,可以民之幸呢?

 

现在政府走出去、请进来,不断组织参加大大小小各种会议,包括正在进行的投资数亿的青岛上合会议。只是,我们是否还能想着习仲勋说的: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是的,人民在用脚投票前或者连用脚投票的资格也没有前,在看着自己被高额征缴的税金,被大把大把施与他人而自己面对高房价、高医疗费、高教育费无可奈何前,投的必是冷眼冷心。一个在民众冷眼冷心中踽踽而行的政府,能有多强、能走多远呢?!

 

记得习仲勋当年下放洛阳时的忘年交杨屏,在一篇题为《习仲勋与近平的父子情》的文章里写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习近平刚13岁,只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他本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关押了起来。中央党校召开批判6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前5个都是成年人,第一个是杨献珍。6个人戴着相同的铁制高帽子,帽子重,压得13岁的习近平受不了,只好用两只手吃力地托着。

 

1969年1月,未满16岁的习近平到陕北延川县梁家河生产大队插队,那里不通电,交通不便,条件异常艰苦。艰苦到习近平总是因为饿,因为冷,而无法入眠。弟弟远平去看他的时候,仅一天的时间,就起了浑身水泡,原来,哥哥为了防跳蚤咬,在炕席下洒了厚厚的一层六六六粉,也就是说,习近平一年四季就睡在六六六粉上。看远平一身的泡,嘴都肿了。习近平不断地对弟弟说对不起,劝弟弟马上离开。并叮咛:回家绝对不许告诉妈妈。”

 

“(当杨屏问习仲勋)习伯伯,你这么喜欢近平老哥,你觉得他最主要的优点是什么?说出来让我也学习学习。老爷子在我提出问题后,讲了下面的话:你有两点跟近平很像,一是爱学习,二是有血性。”第一点无从所知,第二点从习近平拿下的贪官污吏的数量和质量上,可以充分感受到。因为如果没有性格里的某种特质,面对那样一些对手,是难以下手、也是不敢下手的。

 

“1976年7月18日早上,习老爷子把我叫到家里,给了我一个特殊的任务:两天后近平到洛阳,远平也跟着来。‘你把远平给我领出去玩儿,我要跟近平谈话。’这是老爷子对我说的原话。7月20号早上8点半,我赶到习家,老爷子就让我把远平领走,将近中午12点钟返回习家。只住了两天,两兄弟就回北京了。

 

两兄弟走后,我说老爷子偏心眼,老爷子居然没有否认。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老爷子。老爷子说了下面的话:他们两个将来走的不是一条路。习近平来洛阳,让老爷子的精神状态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只要一说起近平来,老爷子眼里那个直放光啊!用句洛阳当地的土话说:说话气粗,走路带劲。”

 

曾经一说起习大大,老百姓眼里也是“那个直放光啊!”多希望将来一说起来,还是“那个直放光啊!”

 

注释:

 

1 《晚年周恩来》:高文谦著,明镜出版社出版,第203页。

 

2 陕北“肃反”:

 

这次“肃反”,是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等人在陕北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曾指出: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而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登峰造极的结果。由于朱理治、郭洪涛两同志的个人主义、领袖欲和野心家的恶劣品质,当他们奉行的错误路线受到执行正确路线的刘志丹等同志的抵制时,他们便挑拨离间、造谣中伤,把党内斗争发展成敌对斗争性质,用非法手段篡夺了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党政军的领导权,搞错误肃反,监禁和杀害了大批革命同志,造成沉痛的流血事件。

 

然而,一九三五年在陕北搞错误肃反的主要负责人郭洪涛却于一九八一年在政协《革命史资料》第五辑和一九八二年在《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上先后发表了《陕北烽火》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二文,借写回忆录之便,歪曲当时革命斗争的史实,否认自己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推卸自己搞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而把陕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功劳归于自己,把自己装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者的样子。

 

郭洪涛愈演愈烈的翻案活动,终于引起广大有正义感的党员,特别是了解历史真相的老同志的密切注意。一九八三年中央决定由李维汉同志为首组成五人小组,由争论双方各四人参加座谈。一方为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一方为张秀山、刘景范、张邦英、张策。经过多日座谈,李维汉同志作了结论性的讲话,并根据这个讲话写成中央“二十八号文件”,再一次澄清了西北党史的是非?否定了郭洪涛的翻案。为了郑重起见,五人小组要求双方八人都要在二十八号文件上签字,但是除郭洪涛外,其他七人均顺利签了字,表示同意五人小组的结论,同意中央的二十八号文件。而郭洪涛拒绝签字。他跑到北京医院李维汉同志的病房,一再声称他没有向北方局送过诬陷红二十六军的黑报告。此时李维汉同志病情已经沉重,但他仍不断地纠缠达几个钟头。荣高棠同志气得在五人小组会上批评他连人道都不讲。事后,五人小组派人与他谈话说:“你如果不承认向北方局打过黑报告,可以,那我们只有公布档案,如果档案这个铁证证明你打过黑报告,到了那一步,党中央就要开除你的党籍。”他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不得已签了字。郭洪涛的长期翻案活动至此才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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